送交者: cherryblossom 于 2012-01-21, 10:46:37:
回答: 才子,还是流氓?这是个问题(五评韩寒) 由 cherryblossom 于 2012-01-21, 10:40:40:
接着,方舟子又揭穿韩寒的骂人手段——韩寒说:“如果你结婚生子了,按照逻辑,你不能理解我第二天有工作夜里一点还在写文章,证明你无法这样做,证明你精力不行,证明你无法满足你老婆,证明你老婆在过去的两年里必然偷人。你长期做IT工作,证明你一直坐在电脑前,证明你受到很多辐射,证明你精子活力比较差,综合了你老婆必然偷人和你精子活力必然差,证明你孩子必然不是你的。这就是你的逻辑吗。不,我不会这么说的,也不会这样质疑你的,虽然这有一定的可能性。”这话有点不上台面,方舟子则说:“骂完了还要说‘我不会这样质疑你’,玩这种街头小混混的把戏。”也是,明明骂出来了却还说我不会这么骂。想象一下,想想假如《红岩》里的甫志高义正言辞地对军统特务说:“我是光明正大的共产党员,我绝不会告诉你们江姐是地下共产党员,我要是告诉你们了,那我就是叛徒。我不会这样做的!”那军统真要哈哈大笑了。放在和平年代,韩寒这种技巧用得好一点,哪怕是黄腔,也可以是很好的调情佳品(再次@张颐武和胡锡进老师,请学习),但用得不好,就有点原形毕露的意思。小韩当然不是叛徒,说街头小混混也言重了,但格局确实小。韩寒说:“至于麦田先生,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所谓的质疑,我相信不光没有人可以拿走2000万加2000万,恐怕你会破财。到时候你所被罚的钱我会购买各类数码产品,给我的读者发放福利。”先不说为了一篇质疑就要让别人破财,还要悄悄给自己那群生猛粉丝一个物质承诺——能罚麦田的钱就给你们买数码产品。韩寒对自己的粉丝还是满了解的,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是书,不是好书,是各类数码产品,简直跟赏金猎人一样。这招有点眼熟,让我回想起旧上海滩的各类帮主。粉丝们,喜欢怀旧吗?(我帮韩寒想好回应吧,可以宣称各类数码产品其实是指各类电子阅读器,如kindle。)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韩寒还是有所袒露心迹的,比如解释为何自己的新概念作品里会出现拉丁文。他坦言自己年少时“爱装B”,从各种似懂非懂的书上摘录一些新奇的东西拿出去用。可惜到底是上海人,后退了一步,就非要马上补回来——“所以当我看见一些六十岁的专家用各种我十六岁的时候就读过的书(尽管现在几乎全忘记了)来砸我的时候,我常常暗笑这太幼稚了。”前面刚刚承认“其实这些书我读的也是一知半解”,转脸又要拿一知半解的东西来砸别人。贺麟老先生一辈子研读黑格尔,怕是要被韩寒笑话死吧。况且,从韩寒十六岁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好书出来了,韩寒仍然停留在16岁的花季吗?布封说:风格即人。也对。顺手再谈谈文风的问题,希望有新的庄稼长出来。80年代末,一群学院派文艺青年勇敢地推出了一个观点:“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什么意思呢?以前反右、文革之类把作家管得太严,只许宏大叙事,不许小资情调,到了文革更是只许你写“高、大、全”,别的写作技巧都不让用。这当然压抑了民众的情感。80年代思想解放之后,可以写的题材多了,一时百花齐放,写作技巧也受到重视。可是一帮学院派嫌不够,想着文学的学科本质在哪里呢?宏大叙事也好、细节叙事也好,历史学也都可以讲啊,有什么文学的独家卖点呢?还有一群人,被文革搞破胆,希望从此文学里一点不要涉及政治、历史,如果涉及,也只是作为虚构素材而已。两波人一拍即合,赞叹文学的本质应该在于形式,也就是写作技巧、虚构、笔法、修辞、文字之类。这样作家就可以摆脱一切内容束缚,把注意力转移到写作技巧上来。作家就是个工匠活,只要技巧熟,谁都别装逼。这就是所谓“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由来。放在当时,这个观点的正面作用不小。以高行健《现代小说写作技巧》为滥觞,各种现代主义写作技巧的引进确实大大启发了我们写作的能力,我们至今仍然还在这个影响之下。但是这个说法自身也已然包含了消极的萌芽。一批批作家说是不考虑写什么,但写来写去都开始往小的写、琐碎的写。失去对沉重政治问题的思考(这和个人的沉重是两把事),就只能在所谓人性、时光上面进行平面的拓宽(这个可以参见《上海书评》黄平老师的好文《安妮宝贝,小资文学何时谢幕》),如此一来,人性本身也变得轻盈。“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这不是个人的悲剧,因为世界已经失去重量,一切见血的事物都被回避。政治世界也开始玩“怎么搞”比“搞什么”更重要的把戏,民主也变成各种各样的投票、选秀戏剧,民主的实质却悄悄溜走了。但“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就错了吗?不,我认为,对于新左翼新青年来说,“怎么写”就是一个比“写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辩证一点,二者是一件事的两面。有无数无法表达的苦难和实践就是因为找不到形式而无法表达出来,或者只能怪异地表达出来。因为缺乏形式,深刻的实践有无法进一步展开。好比被压制的女性主义只能以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形式表达出来,好比今日微博上“惩治汉奸”一类的言论就是很难让人待见的老派语言。写作者的思维老了,概念跟不上现实,修辞跟不上政治,所以错过现实错过政治。就算韩寒,其笔法也有新的一套(虽然放在今天也越来越显得陈旧)。超越之,不是要倒退回老笔法,而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前进。抱歉,丢术语了,“扬弃”的意思,直白点,就是你那一套我也会,但我注入了新的毒药。再直白点,有点像windows升级、iphone升级,窗户还在,苹果也还在,但不是原来的那个。形式即内容,无法获得新形式的写作和政治都在无望地挣扎。读与写是分不开的,阅读的田野里也需要种上新的庄稼。与上一个命题相关,在阅读方面,我觉得“读什么”比“怎么读”更重要。韩寒的阅读很有意思——“十七岁的我很幼稚,当时我崇拜钱钟书,梁实秋和陈寅恪。”高中的时候,“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太有代表性了,这些都是1980年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物,占据着1980年代青年的书橱,比如老韩的书橱,比如我父亲的书橱。本人不够资格做阅读评判,以下的意见肯定不无缺漏:除了陈寅恪与二十四史,这些书的风格特点是内面化、书斋化与文艺化。钱钟书的《管锥篇》这种“学问”型著作自不待言,梁实秋的雅舍风格大家也都知道。《论法的精神》把知识分子视野重新引向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政治世界,用抽象思辨代替社会历史分析(比如马克思,比如波兰尼)。尼采在当时则被当做文艺理论引入,其政治价值要在新世纪才被重新发现。至于陈寅恪,一直被公知们指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典范,这话没错,但是会让人以为他也是个轻口味的人文主义学者。实际上,他的史学著作里充满带血的思考,《南北朝讲演录》的视角几乎就是一个帝王的视角。但这些只会被小资有意无意地忽略。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人至今沉浸在这些作品的思路里,有人则为新的光所吸引,当然,也就要因此被昔日的同伴看做叛徒。且不论这些知识分子的是是非非,在韩寒童鞋那样的阅读谱系里确实缺少了社会历史分析类的作品,这样的阅读会让人有正义感,但也很容易导向文艺公知范,并失去历史向度。前些日子一聪明小资对我说他学德语,因为喜欢德国思想家。我问是谁,他说康德与黑格尔。我问他康德与黑格尔谁在前谁在后,他想了半天,说黑格尔在前,康德在后……我认为,从当代的语境看,他其实没有错,因为整个80年代以来知识界捧康德,把他的审美哲学捧得很高,然后是翻译康德的朱光潜地位升高,然后是欣赏朱光潜的柴静们受人爱戴,然后是一些小资们没看过康德没看过黑格尔只看过柴静就喜欢上了康德,而以为黑格尔比康德老土,哪管黑格尔一上来就对康德思想进行了总结与“扬弃”。三评发布之后,有网友说:搞不清是是非非,但是多读书读好书是要紧事。问题是,好书的标准怎么算?如果你一直只把韩寒读的这类书当做好书,那么读再多也是死循环。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那些针锋相对的书都要读,而且要放回历史中去读。比如陶渊明那个桃花源,你以现代小资精神去读,理解成超然世外的忘忧之地也可以(就好比去云南旅游一样)。但陈寅恪的历史分析却告诉我们,那正是陶渊明面对北方战乱不断、儒家治平毁灭局面写下的乱世篇章。北方黎民若知道自己避难的堡坞被后世人想象成美轮美奂的乌托邦,真怕是哭笑不得。扯远了,就此打住。总结一下韩寒最新这篇文章:武功半废,风度尽失。被那么多人夸作鲁迅,倒更像鲁迅当年斥责的“流氓加才子”。我要模仿韩寒一句,我想说:方舟子才像鲁迅,因为他左右都不感冒,一个都不宽恕。不,我不会这么说的,虽然这有一定的可能性。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