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 ※　　　　　　　　≡≡≡　新　≡　语　≡　丝　≡≡≡　　　　　　｜跃｜ ※　　　　　　　　　　（ＮＥＷ　ＴＨＲＥＡＤＳ）　　　　　　　　｜进｜ ※　　　　　　　　　　　　　　　　　　　　　　　　　　　　　　　｜纪｜ ※　　　　　　　　　　　２０００／０６（增刊）　　　　　　　　　｜实｜ ※　　　　　　　　　　　　一九九四年二月创刊　　　　　　　　　　｜一｜ ※　　　　　　　　　　　　　　　　　　　　　　　　　　　　　　　·－· ※　　　《新语丝》为文化性综合刊物，登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科　※ ※　普等方面稿件，目前设四个固定栏目：【牛肆】（随笔、评论）、【丝　※ ※　露集】（诗歌、散文、小说）、【网里乾坤】（文史哲、科普知识小品　※ ※　）和【网萃】（个人或专题选集）。本刊每月十五日出版，并不定期出　※ ※　版专题增刊。今年六月份增刊《大跃进纪实》于六月一日陆续出版。　　※ ※　　　　　　　　　　　　　　　　　　　　　　　　　　　　　　　　　※ ※　　　本刊家页国际版：ｗｗｗ．ｘｙｓ．ｏｒｇ　　　　　　　　　　　※ ※　　　　　　　国内版：ｗｗｗ．ｘｙｓ２．ｏｒｇ　　　　　　　　　　※ ※　　　　　　　　　　　　◆赞◆助◆单◆位◆　　　　　　　　　　　　※ ※　　　汉林网上书城：ｗｗｗ．ｈａｎｌｉｎ．ｃｏｍ　　　　　　　　　※ ※　　　ＰＳＩ留学生服务公司：ｗｗｗ．ｐｒｏｓｅｒｖ．ｏｒｇ　　　　※ ※　　　　　　　　　　　　　　　　　　　　　　　　　　　　　　　　　※ ※※※※※※※※※※※※※※※※※※※※※※※※※※※※※※※※※※※ 【编者按】四川作家东夫著《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大量使 用了原始文件和档案纪录（其中包括《贾启允回忆录》），采访了部分当事人， 详尽描述了川西“大跃进”的荒唐和悲惨过程，记录了一些有正义感的基层干部 的抵制，分析了大跃进的前因后果，试图说明本来是喜剧的开头，何以会出现如 此灾难性的结局。全书约三十万字，这里选择一部分章节加以连载。海内外出版 社如果有意出版全书，请与我们联系。 ◆　　　　　　　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节选一） 　　　　　　　　　　　　　　　·东夫· ◇　　　　　　　　　　龙行一步、百花沾恩（节选） 　　一九五八年三月，正是川西平原如诗如画的季节。暖融融的阳光下，满眼是 金灿灿的油菜花绿油油的麦苗，蜜蜂在菜花中穿梭飞舞，清风拂过，馨香醉人。 　　那年月，整个川西坝子〖注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空气如水晶般洁净，人 们还可以体味杜甫笔下“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景观。天一放晴，湛蓝的天空白云 如丝絮般游走，西部逶迤苍莽的群山和巍峨峻峭的雪峰历历在目。平原上林木繁 茂，密如蛛网的沟渠，错落星散的农舍，随处可见的坟园寺庙，无不掩映于苍翠 之中。 　　出四川省府成都市老西门，沿成都至灌县西行十多里地，有一个花团锦簇， 戒备森严的神秘去处。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春天，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在此举行中 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在四川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也是对 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议。 　　金牛坝招待所所据地盘，原是一片长满青松、银杏、古楠的大林盘，抗日战 争时期，国民党高官要员及社会名流在这里建有几栋平房别墅。一九五三年成为 中共四川省委的疗养院。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归国路经成都曾在此下 榻，成为它接待的第一位中央首长。一九五六年，四川省委决定将其建成具有当 时一流水平的，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级外宾和召开高级会议的庭院式招待 所。为此，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专程赴中南海考查。扩建后的招 待所占地四百亩，并将园内和周围一公里范围内的农户全部迁到东面的跃进村。 到一九五七年建成西楼、小礼堂、平房和游泳池。平房属“总统套房”，占地二 千二百平方亩，有包括书房、卧室、客厅在内的两大套房间，房内门窗地板全部 使用古楠木制成。室内游泳池照搬中南海的游泳池规格，长三十二米，宽二十五 米，深二·五到二·七米，相当于跳水池的深度。水由锅炉加温，室内有暖气设 备。按照毛泽东的习惯，游泳时水温加热至二十七度，室温控制在二十九度。水 源使用地下水，金牛坝抽出的地下水水温在九度左右，加热至上述标准温度，一 次耗煤二十四吨。园内除保留原有的古楠、银杏等外，还遍植海棠、兰草、山茶 等花木。首任所长由曾经在中南海工作过、熟悉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生活习惯的刘 正礼担任，并建立起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 　　三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各省、区党 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领导陆续抵达成都。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在成都军区检查 平叛工作迟到一步。 　　三月四日，毛泽东携随行人员乘专机飞抵成都，住进金牛坝招待所平房。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由省委副秘书长周颐陪同绕城浏览成都，这是他一生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到川西平原。二十三年前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试图 进入四川，被蒋介石阻挡在川滇边界，不得不绕道云南和西康。夺取泸定桥，原 准备取道天全进入川北，受阻后不得已转进阿坝高原，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 这次他要看看被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吟颂的历史名城，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 　　黑色的苏式吉姆高级轿车自西向南绕城而行。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 东西九里三，南北七里七，周长三十四里，高三丈，大部保存完整。靠环城马路 和城墙边有大片低矮破烂棚户，毛泽东“神情严肃”地对周颐说：你们这里解放 这么多年了，还不能给群众盖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种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 能讲卫生、除四害？ 　　四害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 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从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 切可能的地方，把它们基本上消灭掉。声势浩大的全民除四害、六害、七害战争 硝烟迷漫，“四无村”、“四无乡”纷纷出现，雄壮的歌声四处飞扬：“麻雀麻 雀你往哪里逃，天罗地网已安排好，轰、毒、打、掏办法多呀，要叫你断子绝孙 把户口销！咳！”谢觉哉赋诗：“除非你有劲，飞到美国去”。美国《芝加哥每 日论坛报》的社论建议“美国政府也许可以同共产党中国作一笔双方有利的交易， 共产党不要把麻雀消灭掉，而把它们捕捉后活活交给我们，以便让它们吃掉由政 府亏本收储的剩余农产品。”《人民日报》上的一幅漫画描绘，一九六八年老鼠 的标本已和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解说员指着恐龙标本对孩子说：“这种动物 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说：“我知道，这一定是老鼠。” 　　有碍观瞻的破烂棚户当然不在主席巡视的节目单中，但毛泽东行止往往随心 之所欲，兴之所致，信马由缰，不由人指使安排。于是他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 他说，四川的茶馆真多，我看见乡场上有，城市也有，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 　　破破烂烂的房子，乡场上、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的茶馆里坐满闲散的茶客，这 种又穷又懒的模样让一心想迅速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毛泽东很不满意。一九五八年 一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夺取 政权后搞土改，土改一完成就搞农业合作化，接着是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 着又是反右为中心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 经济太落后，“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所 以在打完上述一系列胜仗之后，需要马上来一场“技术革命”，在十五年或者更 多的一些时间里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他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 十周年庆典时提出的，那时候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赶超美国，毛泽东 说我们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也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那个时候，我们就 无敌于天下了”。 　　年底，全国几千万农民投入兴修水利，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在伟大领袖的 策动下，整个中国已处于狂热的燥动之中，准备迎接一个经济上翻天覆地时代的 到来。 　　听了主席的问话，副秘书长周颐自然有些惭愧。他回答，这里的场期不一， 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有的是一四七，一个区的范围内，几乎天天有场 可赶。毛泽东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 　　“看茶叶好坏，三五分不等。” 　　毛泽东掰着指头算了算：“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光茶钱一年就好 几块钱……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 　　是啊，调动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 　　事实上半年以后市场就取缔了，茶客们的幸福时光也成了回忆。 　　汽车沿着城墙走了好长一段时间，毛泽东问：“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 　　周答：“这个问题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提议拆，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 拆，要保留。” 　　“为什么不能拆，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 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方便了群众，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 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注２〗 　　成都市的城墙在这一年大规模地拆毁，城墙砖多半用来砌土炼钢炉，墙泥用 来炼硝和做肥料。 　　汽车经南门华西坝四川医学院，一直绕行至东郊。东郊是建国初期规划的工 业区，一批由苏联及东欧国家援建的企业正在大兴土木。苏联援建的、拥有当时 国内最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量具刃具厂引人注目，毛泽东让小车直接开到车间旁， 对警卫人员说：“不要去告诉党委，他们很忙，只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了，看了 车间就走。”他下车直接进车间一边观看一边同工人交谈，书记厂长闻讯赶到， 他已走了两个车间。消息象闪电般传遍全厂，数以千计的工人放下工作蜂涌而至， “毛主席万岁”的呼喊震耳欲聋，秩序发展到难以控制，以致毛泽东都担心人被 踩伤，警卫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才让毛泽东脱离了层层包围，登车离去。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们对毛泽东是何等崇拜。他们衷心 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在老百姓心目中，他是神，却又比神更亲切，因为他 活着，就住在圣殿般的北京城；他是贤明的帝王，却又比帝王更令人崇敬，因为 他是人民的领袖，他为人民谋幸福。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的 未来和希望全都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能够亲眼看见毛主席是亿万中国人最幸福 的梦想。突然有一天，他竟然出现你的身边，甚至和你握手、谈话，那是什么感 觉！ 　　毛泽东深知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他相当的自信心就建立在此之上。建国以后， 他有两次和群众见面的高潮，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次是一九六六年，每次都掀 起全民性的狂热并达到了他发动社会革命的目的。这种狂热的局面一旦造成，任 何力量莫可阻止。 　　三月七日下午三点，他又突然出现在杜甫草堂。毛泽东曾公开表示过他对杜 甫“不甚喜爱”，他喜爱狂放不羁的李白，也许他们在气质上有某种共同之处。 善解毛泽东之意的郭沫若后来为此专门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尽 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读杜甫的诗，参观完后，派人到杜甫草堂借去各种版本的杜 诗十二部一百零八册。离开杜甫草堂，他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这是一 家解放前就很出名的高级餐厅。服务员激动得连桌布都铺不好了，毛泽东吃了回 锅肉、鸡丝面、赖汤元等，对麻辣味的川菜大为赞赏。此后，餐厅就把他进过餐 的地方布置成纪念馆。 　　毛泽东也去了武侯祠，但未见诸于当时的公开报道，大概是因为诸葛亮属 “帝王将相”之列。陪同他去的只有很少几个人。据说他在诸葛丞相祠堂的一幅 楹联前伫立良久，那是清末四川盐茶道赵藩所撰：“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 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回到金牛坝，他又要田家英 找人去把楹联抄给他，领命办理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黄流这才知道毛泽东去了武 侯祠。二十四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刘兴元调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盛传毛泽东特意 叫他去武侯祠看这幅楹联，一时间这幅楹联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数次外出都是下午，唯有三月二十一日到灌县（今 都江堰市）是上午出行。春光明媚，望着车窗外遍地的金黄嫩绿，毛泽东显得极 为高兴，川西坝子的肥沃富庶，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玉垒山上，都江堰工 程一览无余，毛泽东举起望远镜向西北眺望，久久伫立不动。那是当年红军走过 的雪山草地，二十三年前，他还率领着一支疲惫饥饿的队伍在那里行进，还不知 下一步到何处立足。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如今他已是拥有六亿多人口的统一强 大、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的领袖，而那个一度陷他于绝境的蒋委员长，已经“滚到 一群海岛上去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人们看见他笑了， 笑得很自豪。他已经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历史奇迹，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呢？ 　　伏龙观下，汹涌的江水直扑离堆，然后转身咆哮东去。毛泽东问都江堰管理 处处长张建中：“这里有多深？”张答：“有八公尺深”。“有没有人下去游 过？”“没有”。毛泽东笑了“我想下去”。众人顿时哑然。即使是说说而已， 谁能把伟大领袖的话当玩笑？万一此话当真，出了事谁能担待得起？这水能把漂 木都卷下去啊！ 　　也许毛泽东只是对从没有人下去游过而言，他对任何前人不敢想、不敢做的 事都抱有一种挑战心理。接着他让大家把提着的心放下来，指着脚下的离堆问： “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张缓过气来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 　　“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又被打哑。 　　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认为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 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曾经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参观都江 堰水利工程模型，张建中介绍飞沙堰的作用是溢洪排沙，毛泽东指着内外江分流 处的鱼嘴说，“修个闸门不更好吗？”众人一齐叫好，后来果然修了闸门。 　　张介绍内江年年要整修，挖泥淘沙。毛泽东说：“那一百万年以后，成都平 原的泥沙没处堆了。”人人张口结舌，实在难以理解。“后来看到毛主席先笑起 来，才一起跟着笑起来。” 　　中午，毛泽东在县城一家餐厅吃饭，点了豆花和回锅肉。饭没吃完，整条街 道已被闻讯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陪同人员提心吊胆，毛泽东则频频走到窗 前挥手致意。群众情绪如火上浇油，人人引颈踮脚，前拥后挤，热泪盈眶，万岁 之声盖过咆哮的江流。 　　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往往使一心想展示先进的地方官员陷于尴尬境地。从灌 县返回金牛坝时，刚出县城，毛泽东见路边的田里有几个社员在干活，叫车停下， 跨过路边的小石桥朝田里走去，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叫冉贵全，此公“以懒散著名， 天天赶场吃茶，很少做活路，”〖注３〗正是他看不惯的角色。懒王做梦都没想 到会在家乡的田坎上见到毛主席，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毛泽东跨进麦田，见 有杂草，说：“要把草除干净”，冉只知点头，毛泽东又问：“每亩收多少斤？” 冉张口结舌，毛泽东伸出四个指头：“四百斤？”冉终于开口：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 　　那年月，粮食产量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农民交国家多少，自己能 吃多少。上面竭力抬高产量，以增加征购，认为农民总是竭力压低产量不愿向国 家多交售，毛泽东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他问冉：“粮食多了怎么办？”冉答： “卖给国家。”毛泽东问：“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冉答：“当然赞成。” 毛笑着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周围的人都笑起来，冉没敢笑，这可 是罪过不小的事啊。 　　毛泽东又跨进一块苕菜田，和几个妇女一起摘苕菜，记者的镁光灯在昏暗的 田野里闪个不停，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紧张万分，连 “毛主席”三个字都没叫出口，直到毛泽东的车队消失在暮色中，有人才如梦初 醒地叫起来：“毛主席来了！”。第二天，莲花一社召开社员大会，一致通过更 名为“幸福社”。社里的干部硬是想不通，懒王冉贵全为何有这份福气！ 　　虽然到会的时间不多，然而会议的整个进程完全在毛泽东的控制支配之下。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在他充满想象力和豪情壮志 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一九五八年新年伊始，他接连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 议、成都会议，一再批判党内的“反冒进”主张，提出不断革命论和十五年超过 英国等一系列大跃进口号。 　　事实上，建国后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众多 领导人历来就有分歧。毛泽东几乎是主张越快越好，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 云在内的一些人却持稳妥态度。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后者一再 反对冒进。毛泽东的意见占上风时，合作化的速度便加快，当后者的意见占上风 时，就加以控制和收缩。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他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后分到土 地的个体农民，若不尽快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快就要出现两极分化，产 生新的剥削阶级，无异于旧制度复辟。他坚信，尽快地实现公有化，变小农经济 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党内的反对意见失去了耐心，对一再反对强制 推行合作化的中共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等人提出严厉批评。他以极大的热情，用 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关于农业合作化先进单位的报告，写了序言，给 几十篇报告写了按语，编辑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刮起合作化的 旋风。短短一个冬春，全国便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开始由初级社转为规模 更大的高级社，生产上不顾实际的强迫命令，剥夺农民私有财产的共产风开始出 现，当年即造成农业减产。一九五八年年初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批评 冒进的话被作为反面材料印发，毛泽东扬言，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是政 治问题，令全党震惊。 　　成都会议继续对“反冒进”进行清算。毛泽东让会议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 主义高潮》的部分按语。他说，他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上发生两件事，即批 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 “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如此一来， 就把国际国内“反革命”同“反冒进”罗织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阴谋。虽然毛泽东 说，他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实际上“反冒进”已经令周恩来等人“不好 混”了。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先后有六次讲话，随着事业的成功和个人权威的膨胀， 他出言愈益显示出才气、霸气、仙气。旁征博引神思飞扬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是为 才气，居高临下睥睨一切舍我其谁一言九鼎是为霸气，旁敲侧击语义双关漫无边 际莫测高深是为仙气。才气令人倾倒，霸气令人臣服，仙气却让人害怕。你得反 复琢磨回味试探，万一理解不透，或者干脆理解反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也许 从此埋下祸根甚至当即大祸临头。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指标搞“两本账”，把小农业社合并为大社等三十 七个中央文件。而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首次肯定了所谓“正确的个 人崇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此将国民经济纳入了大跃进 的轨道。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积淀下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思想， 他们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这是个人崇拜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如果最高 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开国元首有意要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路线服务的话， 很容易办到的。 　　直至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还正确地申明反对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将个 人崇拜“合法化”的直接原因，一个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一个是 党内与他针锋相对的“反冒进”。在他看来，这些人敢于和他作对，是受了赫鲁 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鼓舞，发展下去，将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使他的正确 路线得不到贯彻。他发觉党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为数众多，对集体领导缺乏自信。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而他坚信真理是掌握在 自己手里的。 　　“中国的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苏联强 大的压力。”他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 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又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 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他接着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 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 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 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 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 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注４〗 　　服从真理和个人崇拜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样被归结为一回事：谁掌握了真 理就要崇拜谁，换句话说，要崇拜掌握了真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可以独裁，可 以不要集体领导。而且，不言而喻，真理是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的，这已为几十年 革命实践所证明。 　　毛泽东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加以发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表示：“对 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 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的总路线。 　　毛泽东在一月份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明了“生产计划两本账”的 计划工作办法。简称“两本账”。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定两个指标，一 个是内部掌握的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对外宣传的争取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 前者高出许多。他宣称这是“计划上的一个革命”，它的优越性在于发挥群众的 干劲，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不仅中央要搞两本账，地方也要搞两本账。这就等 于明确规定，为了“调动积极性”，对外宣传的指标可以是虚的，不一定非完成 不可的，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至此，毛泽东清除了一切障碍，把中国经济建设送上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议期间，其它几位中央领导也到附近视察。视察地点都是经省委事先安排 的。 　　这些视察引起的反响，当然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的相比。而毛泽东的视察影响 最为深远的，是视察郫县红光社。 　　红光社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合兴乡境内。一九五二年土改后，合兴乡双 桂村雇农周桂林和萧绍群两口子，带头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一九五四年在 县上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两口子一个当社长，一个 当副社长。全社开大会讨论取个什么响亮的名字，队长张登云说，毛主席来了太 阳红，就叫“红光社”，众人鼓掌叫好。一九五六年红光社由初级社转高级社， 一九五八年初又将六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九百四十户、二十六个生产队的大社， 是从省到县的合作化先进单位。 　　毛泽东到成都后，给形影不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打招呼，说要到一 个合作社走走。知道毛泽东脾气的李井泉事先安排了新都的一个社和郫县的红光 社，都作好接待准备。出金牛坝招待所大门，如果毛泽东往左走，就到新都的社， 如果往右走，就到红光社。得到消息的温江地委，在全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除 四害突击，数百万人奔跑于田间追赶麻雀，以壮观瞻。县委书记们在温江等待了 三天不见动静，悻悻而返。 　　那时候温江专区各县均没有小汽车，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几天一直骑自 行车在金牛坝招待所门口等候。三月十六下午四点左右，毛泽东起床，决定到乡 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出招待所大门，李问毛泽东往哪边走，毛泽东朝右边 一指，让红光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历史。新都县委女书记王海香因此没见到毛 主席，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十六日这天，县委农 工部部长潘兆清、办公室主任王春莲等，以及社里的干部一大早就在社办公室等 候。那是川西坝子一个常见的阴天，等到下午六点暮色降临，还不见首长踪影， 周桂林想中央领导劳累了一天，现在该吃饭休息了，就叫妻子萧绍群先回去喂猪。 　　萧绍群离开不久，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通知中央首长已前来红光社， 聚集在办公室的干部们前往公路边迎候，没走几步，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到达，担 任向导的刘致台第一个下车，接着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众人齐声欢呼。毛泽东 下车环顾四周，道：“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说着便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 去。按原先的安排，先是请毛主席到村办公室，县、社干部汇报情况，然后带主 席到几户“政治上干净”的农家去看看。毛自行其事去的这家人，男人叫温小凤， 曾经做过甲长。乡下流传“乡长万户侯，保长嘴流油，甲长啃骨头”，解放后保 长以上都是“反革命”，甲长实际上是准反革命待遇。女主人叫林赛华，人称温 幺娘，年近六十。因为这家人“政治上不干净”，常来常往的工作干部从不登门。 　　但是毛泽东迈开大步径直而入。大家只好笑嘻嘻地跟在后头。这是一户典型 的川西农舍，一片树林环绕着几间茅屋，屋前是一片小菜园，前甲长温小凤正在 园子里种菜，见一群当官模样的人走来，知趣地躲到一边。毛泽东在院坝里看看 问问，留下的一张照片里有一脸惶然的温小凤。然后毛泽东便一低头进了茅屋。 女主人林赛华虽未接待过“工作干部”，却是见过世面的人，乡里人传说她经常 还略施脂粉，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温幺娘正在害“火疤 眼”，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 泽东操着湖南话向她打招呼，她问：“老同志，你是哪省来的？” 　　毛泽东坐到条凳上，打着四川话对她说：“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 幺娘把手中的水烟筒递过去请毛泽东抽烟。毛泽东接过水烟筒看了看，问她入社 没有，何时入社，接着就提到最关键的粮食问题。 　　“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 　　“几百斤。” 　　副社长刘贤松机警地补充：“分四百五十斤”。 　　毛泽东：“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 　　和懒王冉贵全一样，温幺娘迟疑不答。 　　毛泽东：“够吃吗？” 　　温幺娘：“不浪费就够吃”。 　　毛泽东指着几个社干部问：“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温幺娘笑了：“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咪咪的，欺负啥子哦。” 　　毛泽东注意到周围的几个女干部，把二十五岁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叫到 身边交谈，王说她是来这里搜集“除七害数字”。毛泽东只知道除“四害”，问 七害有哪些。王答：“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蟑螂。” 　　“蟑螂是什么东西？” 　　“农民叫偷油婆。” 　　“偷油婆是什么样子？” 　　人们急于想找出一只蟑螂给领袖看，蟑螂是昼伏夜出的角色，温幺娘家虽是 茅屋一蓬，却收拾得很干净，忙了一阵没找到。 　　毛泽东离开温幺娘家，她才听说那是毛主席，她因此自怨自艾了好些日子。 　　毛泽东顺着田间小道漫步走去，农民们谦卑地望着这位至高无上的伟人，许 多人家的神龛上就供着他的像，他们要么没有认出他，要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好奇地向前凑。毛泽东摸着余万才挑在细细的脖子上 的脑袋说：“还差点营养。”问邓昌洪：“一天打几架？”邓洪昌答：“一天打 三架。”见十五岁的女孩王祖云手上缠着布条——是挖坟园改田时给石板震伤的， 毛泽东就叫随行的医生李志绥给了她消炎药膏。 　　郫县的田数犀浦最好，清一色的油沙田，红光社的田稍差，这年的小春作物 长得不怎么样。幸好毛泽东对川西坝子的庄稼不熟悉，看不出好坏。他走进一块 油菜地，这是块“下湿田”，油菜长得稀稀拉拉，只及他大腿高，他站在田里， 右手抬到胸前问： 　　“能不能长这么高？” 　　憨厚木讷的社长周桂林不知如何回答。 　　毛泽东把手伸高到颈部：“能不能长这么高？” 　　不等周回答，毛泽东的手已伸到头顶：“能不能长这么高？” 　　毛泽东有一米八的身高，周只有憨笑，不敢相信油菜能长到比毛主席还高。 　　毛泽东的这几比，后来成为历史性的。 　　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打破碗花花。毛泽东当时问周桂林“今年能不能将 七害除完？”周表示“一定能除完”。毛泽东问用什么办法，周介绍把打破碗花 花丢在粪坑里，可以杀死蛆和沙虫子（孑孓），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周叫人去扯了一窝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很仔细地看这种野草，问为什么取这 个名。农民出身的本地干部潘兆清说，这种草有毒，为了防止小孩们去摘，大人 就哄孩子说摘了这种花要打破碗，碗打烂了吃不成饭，就这样得的名。蹲点的省 农业厅处长梁禹久补充说，这种草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这是一个创造，应该推广。”毛泽东对刘致台说，“你们今天写稿，明天 修改，后天见报。”又对李井泉说：“后天你派人来拿。” 　　毛泽东还关心地问起社里有没有女社长，周桂林赶紧叫人去叫萧绍群，萧绍 群正在家里砍猪草，丢下菜刀就朝门外跑。令她极为感动的是：“毛主席看我跑 来，跳了两个田坎迎上来跟我握手，我手都没有洗。” 　　问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指着李井泉问县、社的干部认不认识。 　　潘兆清答：“认得到，李政委经常到郫县来。” 　　周桂林冒了一句：“李主席解放的时候就来过郫县。” 　　“噢，你有两个名字：李政委、李主席。”毛泽东对李说。 　　李井泉赶忙申明：“合省的时候，当过一段省主席”。 　　毛泽东指着乡妇女主任游福群问：“那是谁？”刘政台答：“是乡妇联主 任。”毛泽东上前问游：“三八节开会没有？”游答：“三八节乡上开了妇女积 极分子会。”毛泽东指着刘致台和潘兆清：“斗争他们没有？”游回答：“没 有。” 　　“三八节么，女人斗男人。”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在暮色中登车而去，前后一个把小时。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 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 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 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注１〗“坝子”为西南地区方言，指平原。西南多山，平原难得一见。都江堰 灌区的川西平原，也是整个西南最大的一块“坝子”。 〖注２〗周颐：《回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成都》。 〖注３〗《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二版：《八大决议鼓起我们的新干劲》。 〖注４〗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 ◇　　　　　　　　　　　　　高烧一亿度 　　一九五六年的减产，让温江专区大部分县的干部冷静了许多。李政委几个小 时的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教，也没有让他们的脑子热起来。一九五 七年，大部分县都放慢了“技术革命”的步子，恢复传统耕作方法。唯有郫县一 枝独秀，在省委领导的扶持关怀下，高举跃进大旗，双季稻面积由四千亩扩大到 五万多亩，全县干部一大半在乡下指挥农民搞生产，培训出几千名“土专家”， 组成全县“新技术推广网”，悬赏征集生产新建议近三万条。年底，《人民日报》 头版报道，四川九个县市达到纲要指标，“其中郫县产量最高，平均亩产一千零 八十三斤”，成为全川第一个千斤县。 　　这一次郫县出了大风头，不仅成了全省“首举帅旗的先进县”，在全国也有 了名气。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省内外参观取经者达五千多人。省里又决定，将 崇宁这个殷实肥富，但“工作落后”的小县并入郫县，壮大郫县实力。因为水稻 减产的事让新华社记者捅出去“犯了错误”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到郫县坐冷 板凳。县委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 　　克勤克俭以乘风破浪的干劲提前实现纲要四十条 　　戒骄戒躁用排山倒海的雄心壮志稳举帅旗双千斤 　　横批：跃进再跃进 　　没有自以为骄傲的成绩就不会说“戒骄或躁”。县委书记、县长高义禄后来 感慨； 　　“那时候我们的脑子真是太热了，不是一百度、一千度、一万度，是一亿 度！” 　　一亿度的高烧就是从这时候升起来的。继五七年实现“千斤县”，五八年的 指标定到双千斤。为了稳举帅旗，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改良土壤，积肥造肥、扩 大耕地、兴修水利、植树绿化和除七害运动。被郭沫若称为“新国风”的跃进诗 歌响彻全县：“夜晚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星星当月亮”，“挖尽千脚泥，寻找 肥林盘，积肥不上五十万，不算英雄汉”。志愿军战歌也改编成跃进战歌：“雄 纠纠，气昂昂，决心坚如钢。雨当晴，夜当晓，生产日夜忙……”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郫县视察，尤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把 本来已经热昏的气氛加热到白炽。陷入热昏状态的不仅是干部，农民也被眼花缭 乱的刺激弄得晕眩了。无休无止的宣传鼓动如催眠术和气功师的暗示，光荣与梦 想如天国的召唤，人人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一九五八年五月，就在毛泽东正式启动大跃进战车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同 时，郫县举行党代会，县委书记高义禄骄傲地宣称，小春丰收已成定局，据各乡 估产，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同志们，这个增产比例在我县来说是空前 的，史无前例的，从近来报上发表的消息看，象我县这样的增产比例是少有的。” 　　这是一个诗歌盛行的时代，人们竞相用诗化的语言表达豪情壮志，连党代会 上作报告也不例外。在做诗，或者说编顺口溜方面，农工部长潘兆清是一把好手。 本地贫农家庭出身的潘兆清虽然只上过几年小学，但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善于 领会上级精神并有创新。他土改时参加工作，两年时间就当了区委书记，一九五 四年升任县委农工部长。县里发的文件，大部分是由他口述，县委办公室主任王 春莲记录而成。在这次党代会上，他的报告几乎是诗歌连缀。归纳全县各乡的工 作成绩，他朗诵道： 　　太平扫除文盲干劲大，崇兴除四害灭三病有办法；新民技术革新是创造，合 兴先进技术创造广；犀浦经营管理有名堂，花园耕作细致赛全县；永定挖沙塘改 良土壤，安靖肥料加工厂是榜样，团结使用磷肥矿已推广，永兴创造农业社办劳 教，古城养猪全县最多、德元大麻生产很漂亮；友爱土烟赛过花园场，合作养母 猪经验很丰富；和平油菜产量高，清河乡创造栽包粪秧。这就是行行出状元，乡 乡有特点，事事有先进，样样有创造，只要认真学，外行变内行。 　　讲到生产上的发明创造，他朗诵： 　　农业社创造既多又广，生动而惊人。萧传贵创造洋芋栽大箱，刘贤松创造全 队早发栽塘秧，徐清树创造三点钟催芽法，李洪金创造土烟间在玉米箱，刘孝钦 提出荞子点条播，赁伦发提议土烟栽双箱，孙树云创造筒车改用筒槽水，石荣中 试验成功老葫豆行内间种葫豆秧……杨志成人工造粪水，刘贤松和技术人员结合 创造高空育秧，周桂林试行水沟育秧，牟青云就搞院坝洒秧，机械农场试行猪喂 牛粪，钟永成和张润高就把猪的扁桃腺割了喂了肥猪片，注射鸡蛋清十天长七斤 ……〖注１〗 　　党代会的诗歌大联唱以县委书记高义禄的报告为最后篇章，他描绘道：“我 们县目前的景象是： 　　乘风破浪大跃进，万马奔腾总动员。 　　坚决跟着共产党，誓把郫县变乐园。 　　粮食赶澄海，水稻追孝感； 　　亩产一千五，力争达双千。 　　每户积肥八十万，单改双、双加番； 　　密植良种浅水灌，低产变成高产田。 　　小沟改水渠，铁牛跑得欢。 　　生猪发展超北川，鸡鸭成群果满园。 　　全县养蜂二十万（箱），每户社员都养蚕。 　　…… 　　社社有电话，队队喇叭安。 　　文盲全扫除，都把科学钻。 　　农业中学遍全县，新型农民文武全。 　　六畜兴旺人健康，三病七害消灭完。 　　农村修建居民点，家家户户电灯燃。 　　有余粮、有存款，欢乐歌声遍田园。 　　人人脸上红光满，老年变得象青年。 　　光荣伟大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前。 　　幸福日子要实现，大家鼓劲干三年。”〖注２〗 　　鼓劲干三年就能过上这般如诗如画的好日子，真是累死累活也心甘。 　　最最幸福和激动的当然是红光社的社员们。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 人人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 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 一份“龙恩”。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 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 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 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 “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 “幸福小学”；见过他的十八名小孩成了“幸福娃”。〖注３〗幸福万分的温幺 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 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 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她逢人便说，要是那阵不害火巴眼就好了，害得毛主席来 了她都没认出来，抱怨她孙儿不懂事，毛主席问他腔都不敢开。 　　更名“幸福”的还有：毛泽东到过的灌县新城乡莲花社更名幸福社；刘少奇 视察过的犀浦乡第二农业社更名幸福社；邓小平视察过的郫县晨光社更名幸福社。 孩子们人人学会了新儿歌：“红光社，开红花，毛主席来到我们家。看我们种的 双季稻，夸我们种的好庄稼……”一曲颂歌唱遍大江南北： 　　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齐欢笑， 　　好象春雷响四方。 　　…… 　　和这首曲调优美的颂歌一样响遍全国的，是毛泽东在红光社发现的打破碗花 花。根据毛泽东三月十六日的当面指示，有关报道两天后就出现在《四川日报》。 三月二十六日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专稿：《让毒草为 人类服务——四川农民用“打破碗花花”除蚊蝇》，并有川大方文培教授，川医 谢成科、徐仲吕、李正化教授等的分析介绍。几天后，这种野草的神奇功效进一 步扩大。《人民日报》说，四川省农业部门的试验证明，这种野草还能够用来消 灭蚜虫、土蚕、螟虫和“杀死病菌”。不过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报纸何以将它吹得 神乎其神。直到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已到了武汉，《人民日报》才首次报道毛泽 东在四川的消息，刊登毛泽东在红光社观看打破碗花花的照片。反应敏捷的郭沫 若在第二天发表的《百花齐放》组诗中加上“打破碗花花”一首：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 　　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 　　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牡丹， 　　栽培在庭院里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 　　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 　　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 　　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他对这种“花”的知识显然是从报纸上得知的，不如艾芜谈得真切。他说他 小时有一年打摆子，母亲到小沟边摘了打破碗花，捶烂敷在手上，“从此就不发 疟疾了”，建议用它提炼一种治疟疾的外用药。又说四川还有一种叫合麻的野草， 手一摸痛得要命，当年张献忠扯来揩屁股，痛如刀割，大骂四川不但人可恶，连 草也可恶，“我想也可以研究下子，在毒草中取出有用的药来。”〖注４〗 　　因为是红光社社长，诚实厚道的周桂林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他那副光头上扣 一顶皱巴巴的制服帽，裤腿挽得老高的形象经常见诸报刊。他是那个时代出身贫 苦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典型人物。他原是简阳县的一个孤儿，流落到郫县合兴乡帮 长年，因为老实肯干，主人家舍不得放，就留在当地。临解放前川西坝子兵荒马 乱。一户姓萧的人家怕十六岁的女子落到胡宗南的兵痞手里，打急抓把女子嫁给 他，她就是后来的副社长萧绍群。虽说合作化以来周桂林一直是劳动模范积极分 子，实际上一切并不由他主宰。他一天书没读，扫盲后仅写得周桂林三字，为人 憨厚木讷，拿不出什么新点子好办法，唯一优秀的是“工作干部”叫干啥就干啥， 他的无数拿着讲稿在台上表决心的照片都是别人导演的。他在广播里讲话，别人 在旁边说一句，他对着话筒说一句，广播喇叭里都听得见。 　　合作社以来一直在合兴乡、红光社抓点的干部是农工部长潘兆清和县委办公 室主任王春莲，五七年一月又有女副县长郑功瑶下放任乡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 在红光社转了一个多小时，如何把伟大领袖的一言一行贯彻到工作中去呢？工作 干部们反复回忆理解讨论，总结出“关键在于那一比”。你们看，毛主席在油菜 田里，左手摸着菜子，右手伸到齐胸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又比到齐颈 的高度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最后一次比着他的高大的身体的同样高度问“能 不能长这么高？”毛主席这一比，是在让我们开阔眼界，鼓励我们创造生产奇迹， 夺取前人想象不到的大丰收啊！于是，社里召开群众大会，批判庄稼长得差不多 了的“封顶思想”，重新修订增产计划，修改一次上面通不过又修改一次，一直 修改三十七次，最后终于“发出豪言壮语：向大地展开冲锋，喝令山河原野献宝； 力争粮食翻三番，不达目的不罢休！”“粮食翻三番，中稻过双千，晚稻超早稻， 晚秋作物破千关，生猪发展翻两倍，绿肥翻过九万关，保证粮食三千五，力争跨 过四千关。” 　　合兴乡党委第一书记郑功瑶这年芳龄二十六，郫县太和场人，就是画家张大 千抗战时移居三年的地方。她父亲当过军官，抗战后解甲归田，土改划成份为城 镇贫民。太和场为著名蜀绣之乡，妇女多以刺绣为生计，郑高小毕业后即在家绣 花。她虽文化不高，相貌平平，但聪明伶俐，干练泼辣，倒也算女中人才。十七 岁那年当了乡农会妇女委员，一九五四年任县妇联主任，一九五六年年仅二十三 岁当了副县长。郫县的女干部在温江专区以能干出名，她是其中的姣姣者。她的 仕途轨迹和农工部长潘兆清惊人相似，又兼志同道合，来往密切，眼下二人恋情 已是公开秘密，郑早已解除包办婚约，潘在等待和结发妻子离婚。 　　毛泽东到红光社时，风云人物郑功瑶错过时机，为一桩好事误了大好事—— 到湖北参观取经，水稻高产之风就是从那里吹起的。当时湖北出了两大全国轰动 的典型，一个是麻城孝感的水稻高产，一个是红安县的干部试验田。麻城、孝感 五七年底放出晚稻高产卫星，亩产两三千斤，经验是深耕——足肥——密植，开 大浮夸先河，影响所及不可估量，所谓经验全国竞相效仿。 　　所谓“干部试验田”则是乱指挥的升级。一九五七年后大批干部下放基层， 以“改造思想，克服官僚主义，领导生产”云云。红安的经验是，光是带一本劳 动手册、一把锄头到地里劳动，“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要用领导干部亲 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打开如何对农业生产全面、具体地领导的闷葫芦。” 县委书记程鹏种了一块花生试验田。当地习惯花生地不上底肥，他偏上，习惯一 窝花生一粒种，他下三粒；习惯白子下种，他用“根瘤菌”拌种；习惯宽窝距他 打破搞密植；习惯锄两道草他锄四道；习惯花生苗不浇水，他偏浇。从而“对全 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县、区、乡、社四级干部统统下去种试验田。 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在红安县总结的《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认为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创造，“对于实现党对农业生产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 　　党对农业的领导具体到了上多少肥、下什么种、挖多深、种多密、除几遍草、 用什么农具……如果农民不照办，就做一个样板让他们照着办，“如果不办，就 要批判”。在一些人心目中，农民是愚昧、保守、落后、懒散的一群，他们头脑 简单，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抵制一切先进的生产技术，只顾把肚皮胀饱打个人 发家致富的小算盘，必须由党来教他们怎样种庄稼。一方面要大破专家权威教科 书的“迷信”，一方面是对“技术革命”的狂热迷信，只要“先进技术”一推广， 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郑功瑶到湖北就是参观学习这样的经验。回来后就在乡上展开“鸣放辩论”， 声称亲眼看到孝感有密植小麦亩产四千斤以上的。全乡召开一千多人的“密植誓 师大会”，发誓使用三×七寸的密植标准栽秧，合符规格的插红旗，上光荣榜， 送喜报，不合规格的拔掉重栽。全乡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人人搞革新试验田，她亲 自和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合搞一块。全乡立下亩产双千的誓言。 　　七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卫 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由社长周桂 林等人亲自栽种，他们说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几天之 内，郫县全县射出几十枚三千斤以上的卫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县广阔的田野上灯火闪耀，全县二十多万男女老幼手持灯 笼火把，敲锣打鼓从各个角落向县城进发，参加全县庆祝早稻丰收大会。清晨， 广场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跃进歌声如潮，老太婆们穿着花衣又唱 又跳，男人们的光头象刚出土的蘑菇青光一片。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获得 空前大丰收，平均亩产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比全省第 一个早稻千斤县新繁多十七点四斤。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 在郫县。 　　“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在雷动的口号声、锣鼓声、欢呼声中，省委农工部长杨万选要求郫县“叫中 稻、晚稻放出更大卫星，叫明年的粮食再翻一番。”周桂林在大会上结结巴巴地 表决心，要让早稻放出万斤以上的大卫星，来回答毛主席的关怀。县委宣布，给 放三千斤以上卫星的社发奖金八十元。 　　八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大米一千斤，更重要的它是一 个荣誉，在全民“发功”的状态中，争上游、夺红旗是压倒一切的荣誉，上自省 地，下至社队，竞相攀比，谁也不甘做乌龟王八老牛破车的下游。当一眼就能识 破的假话受到鼓励和表扬，甚至堂而皇之上党报、拿奖金，真假是非就失去了意 义，重要的是创造无与伦比的奇迹。 　　让我们看看这种竞赛在两个农业社之间是如何进行的。〖注５〗 　　合兴乡和平社与红光社相邻，早稻收割前，驻社干部胡清泉和社长黄子云商 定，“今年产量一定要压倒红光，赛全县！”红光社放出早稻三千七百多斤的卫 星，当晚和平社干部开会，决定第二天就“放一个更高的卫星把红光压下去！”。 红光的三千多斤，不说都晓得是假的，他们都假得来，我们难道假不来？商定的 办法是“大秤小秤砣，多填划码单”。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郑功瑶、乡长邱立崇到场验收，郑功瑶亲自“监秤”。谷 子边打边称、往秤上一挂，挑挑都是三百斤左右。谷子打完，总计亩产三千八百 五十斤，超过红光社。邱立崇是收了一半才赶来的，看了过秤登记再看看每挑谷 子的份量，起了疑心。谷子称完，他对过秤的人说：“我来称一下看我有好重？” 他吊在秤上一称，一百九十多斤！不由得心头火起：“我才一百零几斤，咋个称 出一百九十多来了？这是啥子秤哦！”监秤的郑功瑶立即向他使了一个眼色，邱 便哑口不言了，回乡后郑为此事对邱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八月中旬中稻收割，红光社又放出一颗四千多斤的卫星，和平社干部闻讯 “很不服气”。 　　第二天外边在割谷子，干部们就在屋里编划码单，外边谷子还没收完，屋里 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五千多斤的卫星。 　　接下来是一场龙争虎斗。 　　八月十八月，红光社六千一百五十八斤。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和平社“妇女卫星田”六千三百五十三斤。 　　八月二十一日（下午），红光社双星齐发，一个七千一百四十三斤，一个七 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和平社七千四百二十二斤。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红光社八千三百五十一点九斤。 　　和平社的干部对逐步升级式的争斗不耐烦了。二十二日晚，干部们决定“干 脆做一个大的”，压得他红光抬不起头。 　　做大的也不那么简单，前期的“卫星”完全是凭空胡报的假数，眼下产量已 达神仙数字，吹得越高，名气越大，参观取经者越多，惊动的领导越多，仅有数 字显示已经缺乏说服力，必须设法伪造假现场，提供实物依据，还要避免内部走 漏风声，外部看出破绽，这就麻烦多了。 　　社干们选中十二队的一块试验田，它的妙处在地处偏僻，远离大路，很少有 人来往，“便于活动”。操作方案为：一、调集全社各队嘴巴可靠的“积极分子” 七十余人参加收割，既造成数十人收打一亩田的高产声势，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收割完毕，以免闻讯者参观检查；二、收打后立即将田犁了，以免谷桩留下破 绽；三、将其它田打的谷子集中到这块田打下的谷子中，说是这块田打的；四、 将其它田谷草集中到这块田四周堆起来；五、编造高产经验，对外统一口径。 　　二十三日一早，社干部给调来的积极分子安排任务，积极分子们表示：“只 要你们安心把红口打开，我们多做几块卫星田、多熬几夜都没关系，你们干部咋 个说，我们就咋个做，有啥来头？”正在干得起劲，又有探子报告，红光社今天 要放两个上万斤的大卫星，干部当即决定，这块田的产量定为一万六千七百二十 点二斤。 　　产量精确到两、钱，以显示产量的准确可靠，是造假的通例，数千斤、数万 斤乃至十几万斤的高产卫星几乎都有个小数点以后的尾巴。计算方法也是蛮“科 学”的，诸如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斤，都一五一十 报得出账的。并且都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收打验收，包括农业专家在内各方人士 参观监督验证，不由你不信。 　　不用说也知道，和平社这个“卫星”是乡党委和县委干部参与策划了的，收 割时郑功瑶就在场，第二天，《郫县报》用号外刊出“欢呼中稻巨星腾空，和平 社亩产一万六千七百二十斤”的消息，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日报》 报道“郫县连放五颗中稻卫星，”其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十二队的这颗。报 道凭空造谣说，这块田“打几个草就是一挑谷子”，“县委书记高义禄等参加了 验收”。看了报纸的人很激动，而周围社队闻讯去参观的人都在发牢骚：“叫我 们来看泥巴，谷桩都不留给我们看一下，这种卫星，明天我们照样放得出来！” 　　这时候全国的高产卫星已如节日的焰火满天乱窜，在比胆大方面，全国商品 粮第一大省四川还略显逊色，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湖北、河北已放出三、四万斤 的大卫星，四川还未出现一颗上万斤的，上上下下颇为焦虑。 　　八月二十二日晚，《四川日报》夜班编辑度过一个激动的夜晚，先是接到新 繁县委的电话，对方透过劈劈叭叭的杂音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该县清白乡当日 收割的一块田亩产一万二千多斤，声称从早晨七点开始，八十二人割谷，二十二 人用十一张拌桶打谷，用了八小时才收完，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书记邓明秋， 清白乡党委书记李银亮“反复核对属实”，还有三百多人参观云云。编辑手忙脚 乱记下这则消息，又有四个地方称放出六到七千斤的卫星，其中有郫县红光社一 颗。记者还没记完，又一台电话铃声大作，新繁县委的胡开玉在电话里激动万分 地叫道：“编辑同志，快收吧！我县竹友社亩产八千多……”当编辑刚刚为这组 报道写下消息时，新繁红旗乡的消息又到了，亩产一万二千多斤！ 　　八月二十三日，“新繁中稻亩产突破万斤关”的消息出现在《四川日报》头 版。“谁说四川放不出高产大卫星？”消息的评论骄傲地质问：“我们要反问怀 疑论者：既然我省已经放出了突破万斤的大卫星，谁说我省放不出几万斤乃至更 大的卫星呢？——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放出多大的卫星！” 　　新繁是郫县的近邻，同是李井泉时时关照的地方，因此成了出风头的竞争对 手，新繁县是合作化以来名声在外的老先进县，有大名鼎鼎的新民社和罗世发， 罗从一九五三年起就是全国人大代表。郫县是后起之秀，得天独厚的条件是紧靠 金牛坝招待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视察后，风头正劲，大有压倒新繁之势。一九 五七年第一个实现“千斤县”，郫县得分领先；新繁哪肯服输，五八年第一个宣 布早稻亩平超千；号称“稳举帅旗”的郫县可是欺得？几天后宣布早稻亩产超千， 比新繁多十几斤，《四川日报》宣布郫县“获全省冠军”。为了回答两县同时收 割，善于抢先的郫县为何先不说的质疑，报道解释说：“今年郫县早稻收割的特 点是愈收产量愈高”，开始估计不足云云。新繁咽下这口恶气，一举抢拔万斤头 筹。 　　四川的万斤田稍逊风骚，并非缺了胆大者，而是信息不灵。并秧作假是湖北 孝感的创举，但是在被人识破以前，秘而不宣，新华社介绍的经验是“他们狠狠 地搞密插”。早在七月初，合兴乡党委就在红光社搞了一块亩产四万斤的试验田， 郑功瑶挂帅，红光社副社长刘贤松任副组长。具体措施是：一、高度密植，栽 “满天星”，不留窝距行距；二、深耕，用两部“新式步犁”一部在前面耖，第 二部接在后面耖，然后十五个全劳动力在后面挖，“挖到二点五尺为止”。三、 分层，分期施肥十一次。郫县县委转发了这份计划，“希各乡党委学习合兴乡党 委敢想、敢干、敢作、敢创造的精神，”〖注６〗农业部长廖鲁言在南方五省水 稻会议上表扬郑功瑶敢想敢做。诸如此类的荒唐措施后果不言而喻，密不透风的 秧苗在田里沤烂。到湖北大放卫星时，郑功瑶们就搞不懂，为何人家长得密不透 风的稻子硬是可供人参观，我们只能凭空捏造，连谷桩都不敢让人看到？ 　　湖北麻城的三万多斤的“天下第一田”出来后，并秧首次公开化。新华社的 消息说，他们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毅然”把几块田的秧移植到一块田 里，形成人根本无法下田的高度密植，得用管子插进去灌水施肥。中国农科院的 郑建南称之为“掇秧密植”，认为是一种创造。四川的“水稻专家”从湖北带回 的经验称之为“水稻后期移栽”，“二次移栽”等等。事实上，能供人参观的卫 星田都是稻子成熟后并拢一堆的，所谓“移栽”纯属事后编造的欺人之谈。把未 成熟的稻子密不透风地堆做一堆，只能把稻子活活沤死。 　　作假者为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 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事实上，把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处作假，虽劳命伤财抛洒无算，倒底有收获，生长 期内并秧则颗粒无收。 　　有关“水稻后期移栽创高产”的经验七月下旬传到郫县，县委如获至宝，召 开各乡书记会议，要求各乡搞试验田，“在含苞抽穗前”进行移栽，结局惨不忍 睹；犀浦乡张青山社把三十多亩正在灌浆的稻子并到公路边的一块田里，以壮观 瞻，“结果把稻草都沤黑，沤稀了，粮食颗粒未收。”合兴乡党委正在为夸下的 亩产四万斤的海口发愁，以为找到救星，把一百多亩稻子移到几亩田进行“后期 生长”，“一共只收了一万多斤秕壳”。 　　吃了“先进经验”的亏之后，有人就暗中悟出了门道，所谓后期移栽是不可 能的，唯有将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堆，才能做出让人心服口服的假现场。但是如此 一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作假，需要高度保密。温江专区工作组事后在合兴乡的 一份调查报告中说： 　　在伪造这些中稻移栽高产卫星之前，县委农工部长潘兆清同志曾召集这些党 员干部在乡公所开会研究，并提出了这些高产卫星放出后，参观时如何介绍经验 的问题。潘兆清说：“就说什么实行了深耕，高度密植、分层施肥、适时追肥、 囤水灌溉、迂回灌溉、浅一深一浅灌溉等，并教育社员都说得出来……” 　　在对社员进行了这样的“教育”后，社干部还不放心，再三叮咛社员不准乱 说，并说：“记得清楚才说，记不清楚就不准说。有人问，就说不晓得。哪个说 错了一句，以后脱不了手，大人说错，大人负责，小人说错，家长负责……” 　　一切都在紧张诡密的气氛中进行，黑夜中持枪民兵分兵把口，来往巡逻，数 百名社员黑灯瞎火，将成熟的稻子连根拔起，并入一块田中，每并一窝，还要在 根部狠狠蹬一脚，让它们“长好”，天一亮，巨型卫星就做成了。 　　正如《四川日报》所说，有了这个办法，“我们要放多大的卫星，就一定能 放出多大的卫星”。八月二十六日，犀浦乡放出一颗四万多斤的卫星。接着是合 兴乡红光社的十万斤田，和平社的十三万斤田…… 　　在红光社制造十万斤田那个紧张的夜晚，社长周桂林“肚子痛”没去，他很 难过：这样子整，实在太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了。 〖注１〗中共郫县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一九五八年五月）。 〖注２〗同上。 〖注３〗“幸福娃”的命名颇费一番周折。见过毛泽东的孩子一共有十八名，但 大部分出身“不干净”。如毛泽东叫医生治过手的王祖玉，父亲王南抗战时当过 国民党军队的副官，成份为“旧军官”；伍裕宾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电话兵和 袍哥小头目；崔启富的父亲是“小土地出租”；向毛泽东报告“一天打三架”的 邓洪昌父亲是中农，毛泽东认为“还差点营养”的余万才父亲是“管制分子” ……只有摘打破碗花花给毛泽东看的王永章出身贫农，最终只有他一人享受“幸 福娃”的称号。 〖注４〗艾芜：《我也来谈打破碗花花》，《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 第八版。 〖注５〗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合兴乡和平社中稻移栽卫星田的调查情况》一 九五八年十二月。 〖注６〗《郫县合兴乡党委在红光社试验水稻四万斤的具体措施》，一九五八年 七月八日。 ◇　　　　　　　　　　　　　黄蟮脑壳 　　如同带功报告的会场一样，尽管是满场的手舞足蹈，总有一部分“心不诚” 者死活来不了气。在全民性气功态的童话世界里，仍然有许多按常规思维、敢说 “皇上是光着身子”的人，他们被称之为“怀疑派”、“观潮派”、“秋后算账 派”、“保守派”、“顽固派”、“反对派”…… 　　“四川有句俗话形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叫‘黄蟮的脑壳——死不化’”《四 川日报》的评论文章说，他们一口咬定高产卫星是“吹牛皮、冲壳子”，“算了 吧，算账派，你们已经输得精光，现在是你们最后猛醒的时候了，否则成了黄蟮 脑壳就悔之晚矣！” 　　冥顽不化的多半是老农，所有关于高产卫星田的报道，都把他们的反对意见 作反衬。“保守派低头认输！”《四川日报》说，郫县合作乡一社队长种了一块 密植试验田，老农晏邦才饥笑说：“这个田要打千斤，我输你四元钱”，结果真 打了一千多斤，“晏邦才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输了”。红光社老农孙子文讥笑试 验田：“几千斤，连草一起秤都不够，栽那么密，咋个薅哦！”后来也“服气 了”。到万斤田出来后，他们就只有感叹白活了几十年，“这辈子做梦想没想到 啊！” 　　新繁县清白乡单干户巫忠华就是这样的黄蟮脑壳。公社化以前，还允许有少 数单干户，据说这样反而有利于群众从对比中看到合作化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巫忠华心甘情愿地充当反面教员，整死不入社。因 为他出身贫农，干部拿他没法。今年栽秧时，上面要求密植，他油盐不进：“自 古来没听说栽这么密的。稀秧不秧谷，只要交够公购粮，你管我咋个栽？”依旧 栽他一尺见方的稀大窝。干部一气之下，专门把社里的密植高产试验田栽在他们 田旁边，存心要老顽固扫尽面子，缴械投降。 　　一天，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路过，发现这两块稀密对比得出奇的田，打听到 原因后反映到县上。县委书记击掌道；好！很好！正好通过这件事教育群众，拔 掉这杆白旗。县上决定在这两块田各竖一个牌子，一块写社里的密植高产田，一 块写“单干户巫宗华稀秧试验田”。秋收时县上开现场会。 　　牌子插到巫宗华田头上时，他脸都气青了。他当然没有胆量去拆政府竖的牌 子，他挺着那颗煮不烂的黄蟮脑壳，天天不是进县城挑粪，就是在田里忙，把他 那几亩田服侍到家了。社干部一看，也加紧管理施肥，最后还施了县上特供的几 十斤高效化肥。 　　秋收时，地委宣传部两名干部再次赶到这里，要看看这出好剧如何收场。来 到田头一看，不由得暗暗叫苦：两块对峙的牌子依旧立在那里，田里的情况却是 今非昔比；巫宗华的稀秧田窝大杆壮穗长粒满金黄一片，合作社的试验田稻子已 倒伏，乌黑黑只见叶子不见穗。支部书记悻悻地解释说，薅秧时看见单干户的秧 头子壮，怕比输猛追了几次肥，结果把秧子催倒了。 　　为慎重起见，地委干部在两块地各划出一块相等面积，亲自组织试打。单干 户的稻把子轻轻几下就打净，拌桶里留下清清爽爽的谷粒。合作社的稻把子打下 的是湿漉漉一堆叶子和瘪壳，就这样称下来，也比巫忠华的轻得多。县上筹划已 久的现场会也就没了下文。 　　和“顽固老农”举白旗投降的报道大多凭空捏造一样，温江专区新办的《都 江报》就此事登了一篇颠倒黑白的报道，在这篇题为“一步登天”的报道中，巫 忠华是个拿鸡蛋碰石头小丑，“我就不肯信，连合作化都整不赢！”他在城里包 了一个茅坑，挑了几百挑粪往他的稀秧试验田里倒，又施了八、九百斤禽粪，结 果只打了六百斤，而社里的密植田都是两千斤、三千斤……。巫宗华终于难为情 地找到社长，说：“社长，以前我走错了路，请你收下我的入社申请书吧！”于 是他就从单干到人民公社“一步登天”了。 　　在放高产卫星这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上，温江地委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 的被动状态。从行政关系来讲，郫县的一切工作，尤其是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 应该由地委一手抓，然而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实际领导上，郫县离省委都要比地委 近得多。“李政委”经常办公的金牛坝招待所就挨着郫县；省里的各种工作组如 走马灯似地来来去去，以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为主的一个庞大的新闻 报道班子常驻郫县；省里的各种指示往往一杆子插到县里，县上的工作往往直接 报到省里。当郫县有什么大事报到地委时，可以肯定省上已经知道；更多的时候 是地委接到省上的信息或看了报纸，方知郫县又生出什么花样。地委一般干部没 人愿到郫县去：人家是通了天的，架子大着呢，谁愿意去坐冷板凳讨没趣呢？ 　　但是地委的头头们就不敢这样想，夺了彩地委也许沾不到多少光，出了事可 休想滑脱。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从统购统销征过头粮出乱子，到一九五六年乱 指挥造成的减产，或多或少给他们以教训——脱离实际是要受惩罚的。他们肩上 的担子很重，很实际，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粮食交出来才算数。单是一个百 万人口的省会成都，一朝没粮，该当何罪？不过，要说谁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可 是假话。整个国家尤如一个蒸笼，热的、冷的、清醒的、糊涂的都难免被蒸热、 蒸烫、蒸晕。主管农业的书记曾笳每天拿着报纸心急火燎；连穷得叮当响的河南 安徽都干出几千斤，守着名甲天下的天府之国居然无所作为！连省上的农业专家 参观回来也这么说，还有可怀疑的吗？ 　　为了迎头赶上，地委接连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参观团分赴河南、湖北、安徽、 浙江、福建、广东、甘肃等省参观考查，结果大失所望。号称创造油菜亩产五千 斤的甘肃某县，参观团一去县委就说：“别参观了，是假的，记者看到县报上的 一篇消息就捅到全国去了。”浙江某县所谓的豌、葫豆亩产二千多斤，去后县委 说只有三、四百斤。参观团说，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公报里看见的呀！县委说， 统计部门上报时未经我的审查。安徽麻亩产二千一百斤，假的。去湖北回来的人 讲，水稻产量也有问题。有的社队干部私下对参观团说，收的时候都没听说放卫 星，收完了给我们打招呼：外面的人问，就说有一万多斤…… 　　当神话被重复一千遍的时候，他相信过神话；当神话被揭穿以后，他更坚信 常识。曾笳清醒了。主管着全区的农业，他感到责任重大，那是几百万张嘴巴， 十来亿斤征购粮的问题啊！虚报浮夸后果不堪设想。秋收开始他突然接到省农业 厅的电话，说郫县已经出现六千斤以上的卫星田，省上准备在那里开水稻生产现 场会，立即答复，等我们调查清楚再说。他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彬前去调查， 杨回来报告，不是六千，是六百，社队干部说，他们根本没报过，是县里报上去 的。 　　曾笳拿起电话告诉农业厅，现场会不能开。没得那回事。接着打电话给郫县 第一书记刘致台，要他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电话那头口气不小：“这还不算，我 们还有产万斤的田呢！”曾笳压住心头的火气：“那当然好。有把握的，先给地 委报告，我们要亲自验收。未经地委验收，不能向上报。” 　　眼下他正窝着一肚子火。统购统销以来，粮食收割前的估产，收割时的核产， 收割后的清产已经形成了规矩，粮食产量都是逐级核实上报的。今年早稻收割开 始就全乱套了，尤其是郫县，简直就不把地委放在眼里。有一点很清楚，高产最 终要落实到征购上，万一征购完不成，他是担待不起的。地委常委中，对高产卫 星持怀疑态度的占压倒多数，地委发出通知：凡各县放高产卫星，一律先报地委， 经地委验收后才能宣传，否则不予承认。 　　这一纸通知尤如向燎原烈火泼去一瓢水，根本无济于事。先斩后奏，斩了不 奏比比皆是，地委会刘家大院门口终日锣鼓喧天，报喜的队伍你来我往。接到喜 报：看到报上的消息地委的调查组火速赶到现场，要么已经“收完”，要么子虚 乌有…… 　　八月二十三日，万斤卫星从天府之国冉冉升起，巴山蜀水一片欢呼。从报上 得知消息，温江地委的头儿们如同咽下一只苍蝇。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打电 话问曹云生，曹承认是“二次移栽”。八月二十五日，地委再次受到重创，《四 川日报》头版报道，郫县合兴、古城，崇兴三乡接连放出五颗万斤中稻卫星，其 中最大的是合兴乡和平社的一万六千多斤的卫星。地委办公室派龚朝浦、傅正坤 二人立即前往调查，看到是犁过的田。访问了几个老农后，二人打电话到川报说， 我们调查了，这块田实际只产几百斤，你们这样做有损党报威信！报社并不理睬。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郫县报告，犀浦乡有一块田可收三万多斤。 　　“不要收，我们马上来验收！”曾笳对着话筒大吼。 　　当地委的干部傍晚赶到时，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已是光秃秃一片，县、乡干部 称：“收割完毕。” 　　这回曾笳可真火了，在电话里厉声责问郫县第一书记刘致台：“叫你们不要 收为什么要收？这样做不对嘛……” 　　刘致台似乎并不计较：“你们不要急，还有一块比这块产量还高，估计有四 万多斤呢。”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除主持召开各县农业书记会议的曾笳外，宋文彬率领地 委全部常委赶赴犀浦，一下汽车，他们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但见成都到犀浦 的公路上大小汽车排成了长龙，人流如潮，数以成千上万的人把一块稻田围得水 泄不通，挎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的记者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电影摄影机吱吱转动。 那块稻田——不如说是一个稻堆，稻子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从上面看去一片金黄 的谷粒。有人用鸡蛋放在上面掉不下去；小孩在上面蹦跳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 汉拿着洋铁皮做的话筒站在稻子上大叫大嚷；照像机劈里叭啦乱响…… 　　县里显然早已将消息捅了出去，单是看几十辆小车，就知道省、市、各厅局 的人差不多都到齐，这种热闹欢庆的场面很快抹去宋文彬对县上又一次“先斩后 奏”引起的不快，他堆起笑脸，和人们握手寒喧，接受种种由衷的或不由衷的表 扬、祝贺和恭维。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贺——温江地区粮食大 丰收，对这一年多来工业人口猛增的成都市，实在是太好不过。 　　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 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县上的干部在人们的拥簇 下介绍“并秧移栽”经验：他们是在七月十三日将十六亩田的中稻在抽穗前十天 并到一亩田中，进行“后期生长”，放出的这颗大卫星。 　　省委书记阎红彦、廖志高、阎秀峰，以及省人委、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负责 人均到现场参观。第一书记李井泉眼下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 是整个大跃进期间热度最高的一次会议，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产指标和关于建立 人民公社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上作出的。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 遭到重大挫折。而下达“熄火”令的正是李井泉信任的阎秀峰。四十四岁的省委 书记阎秀峰兼任省委秘书长，主管宣传工作。 　　据阎秀峰当年的秘书岳忠回忆，当他们在田边参观时，他听见有人小声议论 说这是造假，他回头一看，是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岳问，你们怎 么知道是假的？专家扯起一窝谷子说：“这根是死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 起的。”岳随即找到几个熟悉的当地干部打听，证实实际上是将三十二亩成熟的 稻子并到一起。返回成都的路上，岳给阎秀峰讲了这些情况，阎秀峰立即叫岳忠 通知各报社领导和农科所的那几位专家到省政府开会。会上，专家们直言不讳地 指出，稻子是成熟后并起来的，所谓“移栽并秧，后期生长”纯属无稽之谈。阎 秀峰会上宣布：“这样的高产卫星是劳民伤财，各报不要发表这种消息。” 〖注１〗 　　一百多人干了一个下午，一亩多田的稻子没有收完。当晚地县两级领导干部 回郫县。晚饭后，宋文彬接到省委书记阎秀峰电话，说省、市机关有人反映，今 天他们参观发现这块高产田有问题，是假的。 　　宋文彬立即召集县委刘致台、潘兆清、郑功瑶等开会，宋态度很严肃： 　　“你们讲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就好，如果是假的，现在还好收 场。现在不讲清楚，今后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 　　县上几位一口咬定，真的！ 　　宋文彬又羞又恼，咬紧牙关，脸色铁青，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并秧移栽作为上了报的“高产经验”是不能否认的，于是问题集中到移栽的 时间上。这块田无疑是成熟后并作一堆的，但县上坚持说是一个半月前稻子含苞 抽穗时移栽。会开到凌晨一点不欢而散。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等二十八日没有刊登已在成都闹得满城风 雨的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据说是因为总编没有参加二十七日阎秀 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二十八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头 条新闻的大标题是： 　　天下人民向天府之国投送爱慕的目光 　　郫县卫星与嫦娥共饮 　　犀浦乡幸福第一农业社中稻亩产可达四万多斤 　　头版还列出了廖志高在宋文彬的陪同下参观卫星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 站立在稻子上，“创造中稻大卫星”的干部社员的照片。同时发表了署名“肖宙” 的诗歌： 　　“请接受全省农民祝贺吧！川西坝子上郫县的劳动人民……如果发射台没有 安装在郫县，为什么你们接二连三地一千斤、两千斤、一万斤、两万斤，乡乡社 社放不停。昨天——八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好象春雷震天响，又从郫县传出巨大 的声音，党政军民的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群，工农青年象潮水一般，朝着郫县的 田野飞奔……观潮派发呆了，算账派吓倒了，唯条件论者抹着鼻子上的灰，增产 到顶的论调通通溜走了……” 　　八月二十六日谁也没见过的那块号称三万斤卫星的消息也挤在头版，报道鼓 吹，“郫县是多产卫星的母亲”，“卫星发射台”，并且是郫县县委办公室供稿。 整个头版显然是事前就精心组织好了的。 　　二十八日，成都市和各县闻讯前来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 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四万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两八钱。 　　这天上午，曾笳率各县主管农业的书记到犀浦参观。刘致台、潘兆清大言不 惭向各县介绍，他们在七月十三日含苞抽穗前将稻子移栽到这块田进行后期生长 云云。话没说完，曾笳当头一棒： 　　“你们这个万斤田有何用？要多花多少劳动力？腾出来的田有何用？有本事， 直接搞出万斤田来！” 　　“有啊，我们有直接长出的万斤田。”刘致台说。 　　“哪里有？” 　　“马路边上就有。” 　　“好嘛，究竟哪块有把握，带我们去看看。” 　　刘致台让郑功瑶带曾笳一行来到马路边的一块田，田边竖了一块牌子，上书： 　　万斤田 　　每亩四万蔸 　　每蔸二十五穗 　　每穗二百五十粒 　　曾笳看看牌子，再看看田里的稻子，说：“好，我们下去数一数，看够不够 这个数！”他和另外两名地委干部下到田里，在不同的位置数了十多穗稻子，平 均每穗只有八、九十粒。 　　曾笳脸色陡变，破口大骂：“郑功瑶，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啊？明明只有这么 多，为啥那样写？你给我算一下，怎么会有一万斤？” 　　当天下午，地、县两级关于并秧时间、并秧利弊的争辩继续进行。县里一口 咬定，并秧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并让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和社支书到会作证。 　　当晚，省委通知县委，关于犀浦万斤田的消息“暂缓发表”。 　　宋文彬请省委农工部翌日到犀浦共同调查。二十九日上午，省委农工部长杨 万选、处长史立言、地委宋文彬、县委刘致台共同在犀浦一社召集社长，驻社干 部座谈。当过李井泉秘书，长期在犀浦蹲点的史立言私下对宋文彬说：“查什么， 用不着查，假的！几十亩成熟的稻子并做一块，几百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干，稻子 的根都没长进土，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调查结果正如史立言所言，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并的，比县委坚持说的整整 晚一个月。宋文彬咬牙切齿，给县委下了三道命令：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 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作假者以处分。 　　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 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 　　成都近郊的一块卫星田被参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望着这丰盛的庄稼， 大家不住地啧啧赞叹着。一个老教授拿着一穗稻子左看右看，用手掂了又掂， 连声说：“了不得，奇迹！奇迹！”一个年青姑娘把脸贴到稻穗上亲了又亲， 闻了又闻；更多的人都弯下身子，去看那挤在一起的稻梗。你看，稻梗长得 多密，稻穗铺得多厚啊！这沉甸甸的浅黄色的稻海，象一张有弹性的大沙发， 别说鸡蛋堕不下去，便是风也透不过。你看，那几个粗壮的成年人在稻穗上 站得多稳！他们好象站在厚厚的地毯上，跳着，裂开嘴笑着，惹得参观的人 拍手欢呼，惹得摄影记者的镁光灯直闪。一只蹲在田坎边的癞哈蟆被笑声惊 动了，想躲到稻田里去。可怜的小东西，你找错门路了。这密密的稻梗结成 的墙，你能穿过去吗？果然它蹦了几次都被挡回来了，急得它满地乱爬…… 　　田里，社员们正在紧张地劳动，割的割，打的打。稻子长得这么密，用 手搂都搂不过来，收割起来多么费劲！昨天他们一百多人整整割了一个下午， 才把这一亩零一点点的庄稼收割了一小半。今天天一亮，他们立刻又来到田 里奔忙了……你可知道，在这密密的稻田里施肥是多么不容易呀，肥料根本 洒不进去，他们不得不把肥料溶在水里，用喷雾器喷在稻子上，然后再用水 冲到根部去…… 　　显然是一场斗争的产物——有人不同意宣传，有人坚持要宣传。它巧妙地回 避了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产量，二、所在县乡。但凡是参观过犀浦四万斤田的 人一眼就能看出，说的就是它。 　　《人民日报》九月五日关于广东连县亩产六万斤的报道，给郫县县委以更大 的支持。这篇报道首次公开并肯定了并秧移栽。报道说，他们“把六十二亩二分 田抽穗的禾苗集中进行高度密植。”从而创造了这一高产奇迹。 　　九月十日，县委终于向省、地作出书面检讨报告。 　　这份所谓的检讨堪称厚颜无耻、强辞夺理的杰作。在解释为什么八月二十六 日的“三万斤田”没让地委验收，和为什么事前没有说明“并秧”问题时，报告 说：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县委办公室接得犀浦党委电话报告：该乡六社有一 亩多中稻麻谷儿估计亩产达到两万斤，县委书记高义禄同志接到办公室情况 汇报后，一面指示办公室立即报告地委，一面即前往犀浦验收。由于边收、 边打、边过秤组织得较好，收打过秤约三分之一面积时，即发现达三万多斤， 顿时，大家都喊叫起来，说是一块高产卫星。参加验收的县委书记高义禄、 赵金波同志商议：“地委来不来验收，没有消息，是收完，还是留一部分？” 议论纷纷，正在犹豫，犀浦乡党委书记赵忠福和县委书记赵金波提出说：一 社还有一块比这块好，可能上四万斤。高义禄同志得悉后即决定全部收完， “地委如果来看，再看一社的”，这就是四万斤卫星田的发现。在此以前， 县委从未听到过犀浦党委向县委报告有四万斤高产卫星，也没有得到过报告， 说他们进行过移栽并秧工作。 　　关于并秧造假问题，报告说： 　　水稻后期移栽创造高产是从七月下旬有所了解的。八月二号县委召开了 各乡党委、总支书记会议，作了明确布置，每乡搞两亩，在含苞抽穗前移栽…… 这一段从县委指导思想来说是没有什么错误的，问题是出在对古城乡发现的 一块半吊黄谷子进行移栽并秧，县委八月十九日发了通报批评，二十四号又 去验收，报社（指《郫县报》）又出了“号外”。这在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半 吊黄的并栽秧子也是对的。当时，也曾发生思想斗争，“究竟承认不承认是 高产卫星？”研究后决定验收，听取群众意见，如果群众认为是对的，反映 是好的，今后有推广价值的，就承认。验收结果，经群众讨论，一致赞成这 个办法，认为迟了一点，明年改进。这样……就草率地、没有报请地委而作 了决定。〖注２〗 　　八月初就作了每乡搞两亩并秧移栽的“明确布置”，二十四号又验收了并 “半吊黄谷子”的高产田，县报发了号外，怎么会不知道犀浦的两块高产田是并 秧？还要假惺惺地说：“问题是如果县委采取谨慎作风，先同地委宋政委前往弄 清情况后再报告省委，不会招致参观面大，造成后果严重，使省委处于被动，这 是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在轻描淡写地作了一番“认识问题”的检讨之后，主 要责任就推到了执行县委“明确布置”的乡党委书记赵宗福身上，县委“根本不 怀疑一个党委书记能够在县委、地委面前说谎话，”而“问题正是出在这个重要 环节上”。由于“犀浦党委书记赵宗福汇报假情况一再欺骗党”，县委要求“在 犀浦从党内到党外，由该乡党委书记赵宗福同志，宣布一社高产卫星经过，从思 想作风上，检讨自己弄虚作假的根源。并由县委书记赵金波同志主持，于最后将 情况及检讨报告县委，再对有关人员分别处分。” 　　检讨做了——弄虚作假的罪魁祸首是赵宗福；开群众大会公开检讨——由赵 宗福在犀浦进行；处分有关人员——赵宗福及其有关人员。地委的命令全部执行。 赵宗福后来被撤职，但既没公开检讨更没挨批斗，他只是一个意外的牺牲品。 　　事实上郫县县委底气十足，眼下“移栽”卫星映红了半边天，其内幕已是公 开的秘密，全国都在这么干，地委、省委几个人反对算什么？何况还有李政委呢！ 因此他们敢于在“检讨”的最后理直气壮地宣称： 　　至于移栽并秧工作，从其措施来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它对明年的大 增产将会发生重大作用，我们决不泄气……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 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八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 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报道的标题公然宣 称“并秧移栽经验好——郫县上空出现万斤以上卫星群”。报道毫不忌讳地说， 友爱乡一社于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出动三百一十个社员，用两天两夜的时间将 三十五亩正在“散子”的秧子移到这块田里，创造了亩产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五斤 的高产奇迹。到九月九日止，全县已放出万斤以上中稻卫星三五颗，其中一次移 栽的十三块，并秧移栽的二十二块。 　　报道进一步说明并秧的好处：“当湖北，安徽省放出万斤以上的卫星后，他 们认为，并秧移栽可以试验一亩田究竟可以密植、高产到什么程度，还可以腾出 田来增种一季，使一年二季或三季的庄稼种上四季五季。”“最近，郫县县委研 究了全县中稻卫星的情况，认为并秧移栽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因为这样就可 以做到，早稻移栽可腾出田来栽中稻；中稻移栽后再栽晚稻。这样，再加上小春 和晚秋作物，郫县明年即可做到一年四熟甚至五熟。县委准备大力推广移栽并秧 法。” 　　不错，我们是并的秧，所有的中稻卫星都是“一次移栽”或“并秧移栽”， 快成熟了并又怎么样？这块八万斤的卫星田就是“散子”（即将收割）时并的。 这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方法，我们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准备大力推广。刚刚检讨的 错误全部翻案！而且是在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上堂而皇之地翻案！ 　　与其说这是县委向地委的公开宣战，不如说是省委对包括温江地委在内的所 有反对派的公开批评。消息在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上发表，针对性如此之强， 足以表明省委对此事的态度。省委的态度何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因是 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 　　只要李政委在，李政委就是省委，省委就是李政委；《四川日报》就是李政 委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决非 报社可以左右。副总编伍陵一次不慎将他指定放头条消息放在了二条，挨了一顿 臭骂：把报纸收回！损失由你出！ 　　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考虑的是 “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骇人听闻的高产似乎已经是过去了的事。刚刚当上 政治局委员几个月的李井泉腾云驾雾飞回四川，听说省委一些人反对郫县的万斤 田，极为不满。眼看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出尽风头，急不可待地要在四川 搞出点震惊全国的名堂来，尤其对郫县寄予重望。从八月份以来，李井泉就通过 他的喉舌《四川日报》对“黄鳝脑壳”们大加挞伐。乘北戴河会议的东风，李井 泉向反对派们发起猛烈反击，继广东六万斤卫星发射后一个星期，以超凡的雄心 和胆量发射了郫县八万斤卫星。 　　然而这时李政委的权威还未达到登峰造极、一言九鼎的程度。资历比他老的 省长李大章就不买他的账；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身经百战的传奇英雄阎红彦 说不来假话；连他的老部下阎秀峰、宋文彬也还没转过弯来。虽然《四川日报》 上大吹大擂，内部的反对呼声始终压不下来。 　　十月二十一日，童话世界里出现了一个现实世界的声音，《人民日报》刊登 署名孙渊的文章——“水稻后期并秧值得研究”，文章说，有的地方为了搞高产 卫星，临时把几块田的庄稼稠密地移植到一块试验田里，这种做法“在今天很难 用来指导一般农田的生产……还是以不采取这种时间过晚的后期并秧为好。”实 际上揭了高产卫星的老底，公开否定了这种做法。 　　李政委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酸溜 溜地挖苦：“郫县的四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政委不甘心，郫县 新繁自然不甘心，搞了一篇介绍十四块直接长出的万斤田的材料，到处散发。在 一次会议上，李井泉装模作样问宋文彬，你们那里有十四块万斤田，你们是不是 验收过？宋答，我们有验收的规定，但下边先斩后奏没验收成，新繁的一万斤登 报后，我们问过是二次移栽，第二块是郫县的一点六万斤，我们去时田都耕了， 是真是假不清楚。 　　李政委追得紧，是要地委承认万斤田的“既成事实”，恢复郫县的名誉，并 非要地委调查落实。地委有人偏偏要去揭老底，证明对郫县的处理没有错。秋收 到年底，地委派出工作组反复对郫县的万斤田进行调查，逐个加以揭穿，尤其抓 住合兴、犀浦两个卫星发射基地不放。 　　犀浦的四万斤卫星受挫后，合兴更显得风光起来，尤其是和平社的那块连谷 桩都没见到的一点六万多斤的卫星被吹得天花乱坠。省农业厅、农科所前去总结 经验，省科技展览馆展出，省委农工部通报全省，成为全省推广万斤田的样板。 十一月，卫星田所在的十二队队长练志元光荣出席中国农科院在苏州召开的全国 水稻会议，在大会上第一个介绍经验，出尽风头。 　　十一月底，地委的一个工作组突然出现在和平社，向县委驻社干部胡清泉、 分支书记黄子云等说明，此次专门调查一点六万多斤卫星田的情况。已多次同地 委干部周旋的乡社干部立刻紧急行动。当晚胡、黄二人赶往十二队，将正在参加 “大兵团夜战”的社员召回，破例宣布今晚、明早不出工，一律参加会议。会上， 干部向全体社员布置；不准和地委干部说话，他们要问，就照我们说的说，记不 清楚就说不晓得。 　　并威胁社员说：“哪个说了一句是假的，今后就脱不倒手……” 　　地委工作组的处境，有如少剑波的小分队初进夹皮沟，队干部带着社员 和工作组捉迷藏。 　　社员在田里做活时，排长见我们来了，立刻把社员喊到一个屋基后边躲 起，等我们走近时，又把社员喊到屋基前边……社员跟我们说：“你们再多 转几天，要把我们弄安逸（四川方言，‘舒服’之意。——编者），一天光 转圈圈，不做活路，二天还要把人弄来看不到……” 　　活人不可能看不到，想对上边来的干部一诉衷肠的大有人在，工作组走到哪 里，恨不得把社员挖个洞藏起来的队干部就跟踪到哪里，对凡是和工作组谈过话 的社员一一进行追问。工作组找幼儿园几个带孩子的老太婆了解情况。 　　连长黎国元……便说：“等他们走后，把那几个老太婆弄来审问一下，看她 们说了些什么。” 　　该队曾经放过一个六千多斤的“妇女试验田卫星”，工作组试图进行调查， 队干部怕她们报产量口径不统一露了马脚， 　　……就叫搞卫星田的那八个妇女，把产量写在手背上，读来背得。练学清、 方惠英二人在做活时，便一边看着手背上读：“六七五三、六七五三……” 　　其余六个文盲妇女怕写上也读不准记不住，干脆不写也不读，向队干部保证 “问到我们时，我们就说记不得了。” 　　工作组打破僵局，在于他们向群众交了底，申明上级领导坚决反对弄虚作假。 当终于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原来老百姓心头雪亮： 　　“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 　　工作组解释：不对，上面也是反对弄虚作假的，是下面的人欺骗了上面。 　　“原来上面还是不通啊？” 　　于是工作组终于查了个水落石出，写成书面材料上报地委，宋文彬看了不作 批示，叫秘书长杨玉成存档。搞假卫星地委是不通的，上面呢？他不愿和李政委 唱对台戏。 〖注１〗见《阎秀峰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注２〗中共郫县县委：《关于犀浦乡四万多斤卫星田虚假问题的检查和检讨的 报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 ◇　　　　　　　　　　　粮食多了怎么办（节选） 　　漫天飞舞的高产卫星，编织出一幅粮食堆积如山的幻影。农业部估计，一九 五八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一万亿斤以上，比一九五七年翻两番有余。刚刚上任国 家统计局长的前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提出“统计机关不是监督监察机关”， “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各级党政领导工作为计划工作服务”的新方针，使统 计数字适合大跃进的需要。 　　八月初，毛泽东欣慰而骄傲地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我 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 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 活完全有指望了。 　　说完这个话，他就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 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 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 　　张国忠一愣，表示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多吃嘛！ 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粮食多了，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 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注１〗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是一个令人幸福得晕眩的问题，沉醉在这个幸福的晕眩 中的远不止是毛泽东。困扰国家工业化建设多年的粮食问题，居然一个大跃进就 彻底解决了！ 　　给徐水县的干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正在思考的问题。既然粮食多 得吃不完，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办工业。那个时代钢铁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 的主要标志，根据“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考，他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现在 他又提出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不怕 了。” 　　粮食多了还有什么不好办？共产党人为之前赴后继的大同社会不是指日可待 了吗？毛泽东离开徐水两天，中央农工部副部长陈正人就赶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 点。古往今来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公社，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 　　八月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把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思考变为决策，一是建立人民 公社，二是掀起大炼钢铁运动。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欢呼：“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精辟地归纳为“一大二公”。大，就是规模大，公，就是 彻底的公有化。建国以来他坚定不移，力排众议选择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以辉煌的胜利证明了他的伟大正确。粮食是怎么一夜之间堆积如山的呢？不就是 坚决铲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创造出来的奇迹么？正如一首 诗唱道的：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天堂之路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般为一乡一社、甚至一区一社、一县一 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一，“管天管地管神仙”。原农业社的一切财 产归公社，取消自留地，社员的房屋、牲畜、林木全部归公、吃饭不要钱、按月 拿工资，公共食堂吃饭，小孩进托儿所、幼儿园，老人进敬老院，丧失劳动力者 集体抚养…… 　　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再也没有比一九五八年底那样接近天堂了。 　　“公社”这个词，川西坝子的农民并不陌生。建国前川西地区有庞大的袍哥 （即哥老会）组织，局部地区成年男子参加袍哥组织者十之七八，其势力之强大， 足以与政府、军阀抗衡，乃至中共地下党组织也要利用其力量。而袍哥的组织就 叫“公社”。如著名的崇庆县商业口岸三江乡的袍哥组织就叫“三江公社”，下 设“分社”、“小社”。袍哥内部拜把结义、同舟共济之类的信条，和中国农民 的平均主义理想一脉相承。不难想象，当他们又一次听到“公社”这个词时，必 定会触动某根神经，而“人民公社”的美丽图画，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诱人了。 和全国一样，温江专区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全部实现公社化。乡政府换上了公社的 牌子，高级社变成了大队或管理区，土改后更换过的地名社名，又一次被更具时 代特色的名称取代，诸如先锋、上游、红光、幸福、跃进、丰收、卫星、火箭、 红旗……重复甚多。 　　温江上游公社是个典型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大社。这个社以温江城关为 中心，由六个乡、一百六十七个农业社，以及城关居民组成，拥有一万八千三百 多户、七万四千多人口，十二万亩良田。记者这样描写建社盛况： 　　“天府之国”中的温江县，这些日子，城镇里，村庄中，稻田旁，到处 张贴、竖立着节日的对联，标语和牌坊。太阳还没升起，人们就踏着露水， 穿过正在收割的田野，从四面八方涌向挂着“上游人民公社”牌子的房子跟 前，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他们的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送到社委会来。 　　写得密密麻麻、盖满手印，代表了千万颗心的入社申请书，一夜之间， 就收了一万六七千张，申请入社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使得支部书记尹建德整 夜儿乎没有睡眠。刚刚睡下，就又被贫农周德全和串连来的二十多户农民喊 醒来。六十二岁的彭大娘，点着火把，用拐杖敲着门说：“可不能把老娘丢 在社外边，我要多抱几窝鸡来入社！”……少数曾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老路 的单干富裕农民，看了两年之后，如今也都急如星火地要求入社。曾公开宣 布要和合作社比赛十年的单干上中农朱太元，几次申请入社。干部故意对他 说：“我们比赛还没完哩！”朱太元说：“我早挂了免战牌，我可不愿再在 社外当反面教员”。当他将生产资料全部入社、被批准做公社社员的时候， 他高兴得逢人便说：“从单干到公社，我是一步登天！” 　　公开的宣传似乎是谁也不愿错过这趟通往天堂的列车，实际上农民根本没有 选择的余地，从六十岁老大娘的鸡、充当“反面教员”的单干户，到相对富裕的 农业社，统统“化”为一炉。 　　“辛辛苦苦闹腾两三年，好不容易积累一些钱，眼看归公社，实在心痛。” 　　坐在角落里的老上中农尚之清，一向以会打小算盘著名，人称“尚孔明”。 当尚孔明转弯抹角说出他不愿意与穷社合并，要求分掉公共积累时，会场里 立刻响起一片反驳声。 　　这时，贫农彭金华走到屋中，打着手势说：“……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 忘了痛，刚富裕起来就看不起穷社了。我们由穷变富，还不是靠着人多力大 的合作社！” 　　彭金华一针见血的发言，使大家猛然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才能有幸福的未来。当大家一致决议把高级社的全部公共财产、 公共积累、储备粮，一文不少地移交给人民公社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压倒了 深夜的秋雨声。 　　这掌声里一半是眼泪，一半是幻想，人人如洪流中的一片落叶，身不由已。 连新繁清白乡的黄鳝脑壳巫宗华也缴械入社了。 　　《四川日报》活跃的记者石韫玉感叹道：“这一年，四川农村象是一个大战 场，每个农业社又象是一个大工厂，白天千军万马齐出动，夜来明灯万盏满天红， 生产运动开始就是高潮，高潮就是开始。” 　　这还是公社化以前的景象，公社成立后，这个大战场更是厮杀得日月无光了。 全川一夜之间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上千万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温江专 区无煤无铁矿，一样得炼。全专区抽调五十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 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向西部山区进 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遍山乱找，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 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 人机关干部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道路为之阻塞。城镇各单位 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 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五花八门的炼铁术中气魄最为宏大的是“大窑炼钢”， 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 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不是矿，铁不是铁的东西， 敲锣打鼓报喜去也。 　　除了公社化和大炼钢铁，北戴河会议安排的战斗任务还多；要开展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 旗”、“黄旗”统统拔掉，制定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增产丰收计划，掀起更大生 产高潮；要把土地全部深耕一遍，标准是一尺以上，丰产田二尺以上；要突击积 肥、造肥，分层施肥；要大搞水利工程，去冬大干一下，中国的灌溉面积已占世 界“三分之一以上”，只要再苦干两个冬春，就可以完全实现水利化；要继续除 四害，虽然四害“在许多地方已经消灭了”，但是稍一放松又会繁殖起来，所以 要一年到头不放松，创造出更多四无乡、四无县、四无省。 　　样样都是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样样都必须全力以赴，坚决完成。每个人都被 大跃进的鞭子驱赶得团团转，地少人多的中国突然之间只嫌人少、劳力紧缺了。 右派分子说什么人口多了积累少发展慢，帝国主义污蔑新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看吧，当把每个中国男人从茶铺里、南墙下，把女人从锅台边、炕头上吆喝出来， 会造就多么巨大的生产力！到了这个时候，就足以证明人多是件好事，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创造人间奇迹的方法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大兵团 作战，象三大战役一鼓荡平蒋家王朝一样，几下就大功告成。以公社为单位，根 据战斗任务，把社员按班、排、连、营编制成各种“兵团”，如秋收兵团，炼钢 兵团，以及以性别年龄编制的青年兵团，妇女兵团等等，在全社范围内“游动作 战”，或跨社、跨县的“大会战”。以年轻人组成的“野战兵团”背着背包、扛 着工具和枪支，高举红旗列队行进，“一、二、一，一二三——四！”，“社会 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定来到！”，威武雄壮，歌 声嘹亮。野战食堂一路跟进，埋锅造饭，或走哪吃哪。哪里劳动哪里宿营，没住 的搭草棚、睡稻草。有条件男女分开，无条件挤作一处——绝无暗结珠胎之事。 　　全川农村人口密度首屈一指的温江专区，劳动骤然紧张，遍布城镇乡场一年 四季高朋满座的茶铺人迹杳无，“游手好闲”的乡镇居民统统赶到乡下劳动。 　　这边厢“大办工业”调走大批劳力，那边厢田边地头胡干蛮干。强行推广的 几十万亩双季晚稻到九月份还未抽穗，有着吓人的高产指标却面临着绝收的危险。 这是川西坝子一阵秋雨一阵凉的季节，一场同大自然绝望的战斗打响了。崇宁县 召开保晚稻丰收誓师大会，发誓让晚稻快快生长，早早成熟，“千条良计一齐下， 一项低温奈我何？”各社组织大军日夜守护田间，灵圣乡用草木灰、鸡、牛屎等 “热性肥料”提高地温；君平乡每人“自动节约菜油三至五两”混合粪肥施到田 里；万寿乡给几十亩“晚稻大卫星田”抽沟排水，拦腰搭架、分厢梳头（用手梳 去秧窝周围的黄叶）。金星社战低温的绝招是：一、田中喷暖气法，在田埂四周 生火，用竹筒把暖气输入田中；二、在田埂四周放火盆“抵抗低温侵袭”；三、 用牛骨头熬油喷射促进提早抽穗扬花。 　　眼看只有收草的份儿，卫星照放不误。郫县的“并秧移栽”经验普遍推广。 大邑县委书记侯宪率队参观郫县犀浦的万斤田后，立即布置各乡干部回去把还未 出穗的晚稻全部并秧移栽，以创造高产。地委工作组干部梁进学说，使不得，郫 县的万斤田明明是谷子都熟了才并的，现在并恐怕不行，侯宪同意先搞一部分试 试，结果不言而喻。然而报纸继续鼓吹这种荒谬的试验。温江专区的《都江报》 描述崇宁县放晚稻十万斤卫星的场面： 　　夜晚，秋雨绵绵，田坝里，煤汽灯的淡光四射。近百名社员，把一亩二 分田，深耕到一尺，用六十万斤肥土，分层面土六寸。这是一块卫星田，社 员们要在今年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想尽办法，使这块晚稻的亩产量，突破十 万斤的大关。 　　以党支部书记刘天福为首组成的晚稻保护队，队员们每天天刚亮就奔下 田么露水，排除田水，赶施草木灰等热性肥，社员们逐田逐块地用竹梳去掉 黄秧叶子，让晚稻秧苗通风透光。一天深夜，刘天福大叫起来：“秧苗坏了”， 醒来，却是一梦。漫游稻田，不时可以看到生着木炭的火盆，输散热气的烟 囱横躺在秧田上空——在这里，低温在人们冲天的革命干劲面前，偷偷地溜 了。 　　刘天福的恶梦不是梦，并秧的高产田，未能抽穗扬花就沤烂在田里。 　　除了大炼钢铁，这一个秋冬最雄伟的画面是“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 自从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浙江农科所得到一本威廉氏的《土壤学》，地就越 挖越深了。中央关于深耕运动的指示，一半的篇幅都在讲土壤知识，指出一年来 农业生产大跃进和高产卫星的大量涌现，充分证明“深耕是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 中心”。而今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已归纳为“土、肥、水、种（子）、密（植）、 保（苗）、管（理）、工（具）”的“八字宪法”，具有法律一样的强制性和不 可动摇性，深耕又是这个农业生产法律的中心，地必须不折不扣地挖下去。 　　为了把川西坝子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个身，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 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 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 “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 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 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 　　就这样还嫌不够，还要求下面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 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提高效力若干倍云云。“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 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场面甚为 古怪。《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 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候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 引机化”。 　　一时间，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 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记者描写了大邑县的这一“惊 心动魄”的场面： 　　一走进四川大邑县境，就看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红旗招展下，成千 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吆着牛，挥动着 锄，转动着绳索牵引机，运送着泥巴，不分昼夜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 　　报道说，这个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 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战斗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 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 续夜战”。夜战是这样进行的： 　　时间刚到午夜一点，群风公社熟睡在营棚里的人们，一听见号声，就从 男女宿舍中奔跑出来，到河边洗了脸，马上排队集合在田边。这时候，女分 支部书记杨淑贞望了望黑云沉沉的天空，卷起被露水打湿的裤筒，舞起手中 的红旗，精神抖擞的开始在队前讲话…… 　　当中队在大雾中散开的时候，以每头耕牛和绳索牵引机为中心的战斗小 组，立刻在火把照跃下耕作起来。前头的耕牛一犁开地面，跟在犁沟后面的 人，马上将翻起的泥土搬开，然后再搬动绳索牵引机，在新土上重翻一遍…… 　　阴云密布的天空，不多会儿就下起雨来。雨渐渐由小变大，湿透了大家 的衣衫，可是没有一个人离开田间。 　　“深耕卫星”更是蔚为壮观。 　　深耕的土地上到处挖起战壕似的深坑，叠起一列列土墙似的土埂，修起 一座座碉堡似的熏土窑。穿着花格衬衫的青年女突击队队长李玉芬，站在战 壕似的深沟里，抓起一把熏烧过的泥土，激动地说：“你们闻，这泥巴多香 啊！我们要争取一亩地打十万斤小麦哩！”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 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十万民工。到大 规模深耕熏土开始时，“深耕兵团”的队伍已经很不成样子了。它包括妇女、娃 儿、婆婆、大爷以及残废人、多年卧床不起的病人，一路上娃儿哭女人叫，在冬 季的凄风苦雨中“奔赴战场”。大邑县群风公社两腿完全瘫痪的青年周长根“为 了创造美好幸福的明天”，每天用两手爬行到田间，匍匐在泥土里，一只手撑地， 一只手抡土，记者歌颂：“残废英雄周长根，爬行运土感动人……”朝阳公社八 十多岁的周老汉站在田边，举着火巴通夜为夜战的人们照明。某中队二百多人， 只有四名男人犁田，干了几天，四个男人当了逃兵，跑到附近工厂当工人阶级去 了，中队长杨秀英把妇女们召集起来宣誓：“让他们逃吧！我们自己学耕地！” 《四川日报》鼓吹：“半劳顶全劳，妇女赛男子，老汉赛壮年”，“男子上前线、 妇女顶住干，决心搞深耕，亩产要破万！”下面有人挖苦人民公社成“人民母社” 了。 　　“人民母社”在大兵团运动战中打得精疲力竭。温江专区这一年的粮食产量 至今是个迷，但有一样肯定是大丰收——红苕。川西坝子历史上很少种红苕，一 九五六年开始为提高“复种指数”大面积种植，一九五八年全区秋红苕逾百万亩， 长得极好，但到挖红苕的时候几乎腾不出劳力了。从省到县又是开会又是发紧急 通知。要求不烂掉一根红苕，无济于事。红苕要么烂在地里，要么挖起来堆在地 边烂掉。 　　红苕大量浪费的又一个原因出自于农民最欢喜的一件事——吃饭不要钱，敞 开肚皮吃。作家除迟唱道： 　　“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 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 菜蔬也免费。／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 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 　　在农民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入了社，就是“公家”的人、国家 的人了，国家的饭大家吃，吃完了国家负责。一切都共了产，只剩赤条条一副身 子，一只肚皮，唯有吃进嘴里才是自己的。人人都在死吃憨胀往肚子里捞，不吃 白不吃。毛泽东说一天可以吃五顿，有人吃到六顿，有的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 随时想吃就吃，吃得有些人发呕。分粮到户时，先吃粗粮，细粮细水长流，现在 先吃好的，白生生的大米饭把肚儿胀个滚圆，谁在乎红苕？ 　　实际上基层干部虽然被迫浮报高产，对粮食到底有多少心中还是有数的，但 是他们无力抵制已经政治化的“敞开肚皮吃”，否则就意味着对大丰收表示怀疑。 大邑安仁公社成立后，开始司务长每顿饭用粮多少还是要过秤记账的，县委第一 书记侯宪发现后在全县电话会上批评说：“食堂煮饭用粮还要过秤？这是不相信 五八年产量的表现！”于是全县就管他三七二十一乱吃开了，连过路行人也可以 随便走进哪个食堂吃饭。 　　亏了这几个月的好吃好胀，大部分的人才能在精疲力竭的劳动中撑下来，有 的竟然还长好了。崇宁县老光棍白辉山端着大斗碗只是笑：“咳，安逸，公社不 得了！”，他五十岁了，“突然长了好些肉”。土改以来，人们一直在议论农民 不顾大局，裤带太松，把增产的粮食“浪费”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 浪费过。一方面大量的晚秋作物收不上来，一方面秋收的粮食，包括合作社时期 的老家底都被放开肚皮挥霍无几。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川西坝子天字第一号超级大社——红光人民公社 宣告成立。它由犀浦、合兴、团结、合作、安靖五个乡组成，有近一点七万农户， 七点五万多人，良田十三万余亩。公社机关设犀浦乡，离李政委常驻的金牛坝招 待所仅几公里之遥，二十六岁的副县长郑功瑶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周桂林任副 社长。政社合一的时候，有人对公社的伟大理解过了头，提出“党社合一”的主 张，立刻被驳回。社长的头衔无足轻重，何况是副社长。合兴乡的老红光社，现 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周桂林仍是支书。 　　毛泽东在红光社田里几次比划，已演化为这次巡视的核心，被反复描述，回 味、摹仿的和丈量，做足了文章。国庆前夕，老红光社的全体社员给毛主席写信 报喜： 　　……自您老人家三月十六日下午来我们红光社后，就给我们带来了莫大 的鼓舞和幸福。特别是您老人家在油菜田里用手比着一人多高问我们“能不 能长这么高？”和在麦地里比着八寸长问我们“能不能长这么长？”对我们 印象更深，启发更大。您这一比，好象是一把钥匙把我们的心窍打开了。 　　看！主席，您这一比给我们生产上起了多大的作用，给予我们多么大的 鼓舞……全社今年获得了惊人的大丰收，小春粮食比去年增加了二点四倍； 早稻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四斤；中稻亩产二千八百零五斤；全社粮食产量 比去年增加了三倍左右。水稻不仅获得了大面积丰收，还出现了三块万斤以 上的亩产卫星…… 　　现在，我们又按您的指示和我们大家的心愿，欢天喜地成立了人民公社。 以后，我们要以更大的革命干劲，进一步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 风格，争取一九五九年油菜亩产一千斤，小麦亩产八千斤，早稻亩产五千斤， 中稻亩产一万斤，粮食亩产一万五千斤的成就，再一次向您报喜。 　　最后祝您 　　身体健康 　　万寿无疆 　　郫县红光社全体社员敬上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九日〖注２〗 　　毛泽东在红光社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前甲长温小凤的家，连“工作干部”都没 接待过的温幺娘第一次接待的就是毛泽东。温幺娘本人叫林赛华，有关方面慎重 斟酌，决定把温字去掉，但又没“林大娘”这个叫法，报纸就不惜麻烦称“林赛 华老大娘”。林赛华老大娘天天还在叨念：“唉！要是那阵不生火巴眼就对了”， 还在怪罪孙儿不争气：“毛主席问你几岁了都说不出来！”她成天捧着那只毛主 席把弄过的水烟锅，逢人便追述每一个细节。她的幸福花园里栽满了美人蕉、凤 仙花、晚香玉、蝴蝶花，当中是一棵铁甲松。她叫来访的作家袁鹰回北京给毛主 席捎个信，毛主席叫她喂两头猪，她就把大猪卖了养了两头小猪，原来这里不种 红苕，政府号召增产，她就带头种红苕。 　　毛主席生日前夕，“幸福娃”们给毛主席写信：“今年春天您到我们社里来 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小娃儿都见到过您，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余万才说：“您 说我还差点营养，现在我们吃食堂，比在家里吃得好吃得饱，长得结实多了。” 邓洪昌说：“您问我一天打几架，我真不好意思，我以后保证不打架了。” 　　一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灌县云遮雾罩的大山中，一队姑娘背着沉重的煤炭艰 难爬行，她们是红光公社“红光炼铁炉”的运输队员。好容易挣扎上山，往下一 看黑茫茫一片不知下山路在何处。姑娘们哭了起来，一个小姑娘勇敢地说：“哭 啥子，回不去住‘青山旅馆’嘛”。姑娘们只得在山上过了又冷又湿又饿又怕的 一夜。这位勇敢的小姑娘就是毛主席叫医生给她治过手伤的王祖云。自从见了毛 主席，她干活好积极，调到山上炼铁后，每次背炭比别的姑娘都多。《四川日报》 说，她已经有了爱有了家——荒山野岭上的铁厂。 　　年底的一天周桂林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人人都说这下要见到毛主席了。刺绣小组的姑娘们送来一对枕套，农药厂送来了 用打破碗花制成的“红光杀虫剂”，肥料厂送来了泥巴、草灰和尿水合成的“红 光钾镁化肥”，林赛华老大娘摘了十二个橘子送来，有人拿来了蜂蜜……整整一 个夜晚，周桂林翻来覆去的想，见了毛主席说啥子。其实他的耽心是多余，临行 前人们就塞给他一份讲稿，说什么都在上面了。 　　讲稿题目是“一千九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的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 里面又一次讲到毛泽东意味深长的比划，是鼓励他们夺取高产的“当面指示”。 讲稿列举在毛主席的鼓舞下红光社创造的种种奇迹，诸如原来计划每人积肥十万 斤，毛主席来后，社员提出每户积肥五十万斤，“结果每户积肥达到八十二万 斤”，也就是四百一十吨，需要八十二辆五吨载重汽车才能拉走，而他们最先进 的运输工具是鸡公车；全社九百多户人积的肥，就是四十万吨。当然，写材料的 人是不会考虑这些小事的。他们继续写道，一九五八年，全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一千九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三千七百一十六斤。周桂林还得到会上去讲，今年每 人粮食平均达到四千七百五十六斤，平均收入四百五十元；明年就可以使每个社 员有粮食一万斤，每人收入达一千五百元。 　　“招之即来”的几千万大办工业的大军吃着高标准的商品粮，人民公社公共 食堂农民在放开肚皮吃粮，无人收割的庄稼在地里发芽腐烂，上边仍然在思考 “粮食多了怎么办”。毛泽东参照威廉氏的《土壤学》，提出用三分之一的地种 庄稼，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休闲的“三三制”。真的，如果一亩地能打几万 斤粮食，用那么多人，那么多地种粮食干什么呢？少种、高产、多收，其余的时 间学文化，搞科研，唱唱歌，跳跳舞，做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人民日报》 社论欢呼这是农田耕作制度的大革命。社论说，今年全国出现了许多小面积的高 产卫星，但是“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明年我们一定能够在大面积上创造丰产奇 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小面积土地上得到足够的农产品，同时放弃一部分低产 耕地。“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大面积高产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采取有效 措施去实现大面积高产的问题。” 　　这个称之为“田园化”的农业革命构想在宣传画中描绘的景象是：鲜花遍地， 绿草如毡，集体农舍的楼房掩映于浓荫之中，外加一小块庄稼长得像小山似的农 田。一九五九年的生产目标——少种、高产、多收的指示层层下达，又一轮更大 规模的吹牛竞赛拉开序幕，一九五八年的“卫星点”要变成一九五九年“卫星 片”，面积动辄数千亩数万亩，高产田五万十万下不来。四川省委召开万人生产 动员大会，提出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同时缩小耕地面积，抽出 劳力大办工业。《四川日报》刊登农业厅长赵孟明的文章说，有充分的根据证明 这是可以办到的，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有了高指标就会创造高产，我们“一 定能够实现千万亩亩产万斤粮。” 〖注１〗《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第二版。 〖注２〗见《四川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红光社在国庆前夕给毛主席的 报喜信》。 ◇　　　　　　　　　　　　　瞒下不瞒上 　　这一年，温江地委书记曾笳四十一岁。 　　一九三八年春寒料峭的时节，四川蓬溪县蓬南乡里走出三个衣衫单薄的青年， 他们的目的地是心中的圣地延安。其中一个皮肤白净，爱说爱笑的就是曾笳。他 是乡里的小学教员，父亲是个不走运的小地主，破产后如今守着二十亩田的家当。 　　在成都努力餐馆，他们见到老板、中共四川省地下党领导人车跃先，车说到 延安只有步行，三个人凑了凑带的二十一块银元，走！ 　　每一个银元都是在饿得迈不开腿时，才掏出来的，到西安三个人还剩两毛钱。 往延安的路上，饿得走不动了，几个书生放不下脸面讨饭。曾笳提议到小学校去 化缘，穷教师总会帮穷教师嘛，果然得了一饱，一路屡试不爽。当他们完成二十 八天的长征望见延安的宝塔，一个个已是又黑又瘦。 　　一九三九年任太原分区青委书记，一九四一年任县委宣传部长，一九四八年 任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底南下任温江地委宣传部长，一九五二年任地委副书记， 一路顺风满帆。 　　他讨厌政治学习，不看“干部必读”，开会经常迟到，不爱批阅文件，不爱 写讲话稿。爱跳舞，场场不漏；爱看连环画，一坐上地委的美式吉普，就从公文 包里把它们掏出来；好吃，一听说哪里有好吃的就跑去了；说话带把：“球！他 妈的×……”他讨厌转弯抹角，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见风使舵阿谀奉迎。他的 快人快语、口无遮拦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有人说他胸怀坦荡，正直豪爽，嫉 恶如仇；有人说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自由散漫，有人嫌他锋芒太露，缺少涵 养；有人则暗暗为他捏一把汗……但没人否认他有才华、有能力。 　　自打到外地学习高产经验的干部回来报告所谓的卫星纯属假冒以后，他的脾 气就越来越坏，怪话越来越多了。地委干部张学仪、刘文英到郫县红光社调查回 来，向他汇报干部半夜叫社员把谷子并到一块，还不准社员说，他霍地从沙发上 站起来：“这他妈的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一天吃了饭尽干这些没出息的事。他 妈的不领导群众搞生产，专搞欺骗……”吓得张、刘把更糟糕的事吞了回去： “有些事真不敢给曾书记谈，他急了连你一起骂得狗血淋头。” 　　他不分场合地骂，从本省骂到外省，从下面骂到上面。他在召集的农业书记 会上骂：“今年上半年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干，就是他妈的河南吹起来以后，大家 就跟着吹。郫县给我们干了一件坏事，他们现在还坚持有一万斤的，弄得多被动？ 河南还有万斤县，又是一个千斤省，现在呢？现了原形，粮食不但不外调，还要 调入，吹牛真是害死人！”他在食堂吃饭时骂：“球！河南的钢铁卫星放那么高， 弄得别人赶都赶不赢，闹球半天，它才是假的！”他大不敬地骂：“有些领导头 脑发热，就相信那些说假话的人。吹牛的人吃得开，老老实实反映情况就说你是 观潮派。”“多快和好省就是有球矛盾，数量和质量就是有球矛盾。”“现在的 球报纸，我看都不想看，抓住一点就瞎吹……” 　　最后一句是开地委常委会时说的。“你说什么？”第一书记宋文彬觉得太过 分了，曾笳理直气壮：“现在的报纸尽球瞎吹牛，今天这个小厂制成拖拉机啦， 明天那个小烂厂制成汽车喽，都是乱找零配件凑成的，能算是生产出来的东西？ 工业就那么简单！要不，你给我成批生产嘛，我一看这些消息就头痛。” 　　他到处泼冷水，下面汇报工具改革的辉煌成绩，他听都不听：“啥子工具改 革，技术革命，东改西改还是用不得。让群众把饭吃饱，一下就突击上去了。” 人家带他参观土化肥厂，他指着生产的泥蛋子问：“这就叫化肥？能起什么用？” 弄得人家脸红脖子粗。主管着全专区的农业，他对大炼钢铁气不打一处：“球！ 上去那么多人，庄稼丢在地里收不起来，炼那点铁，还不够吃咧！”“这真是劳 民伤财，得不偿失，太盲目了，农业搞不好就吃钢铁吗？”第一书记抓工业是党 中央的规定，他公然声称要“顶住”，“叫第一书记天天守住炉子，不出铁还是 不出铁，事情总是有个发展规律嘛。”他向全专区主管农业的县委书记下令： “工业、农业、一家一个电话会，太不象话了！你们记着，这是我说的，我负责， 今后通知开工业电话会，你们谁也不准参加！”想了想他又补充一句：“除李政 委召开的以外……”眼下李政委正坐镇金牛坝亲自督阵大炼钢铁，三天两头把地、 县头儿抓去开会呢。 　　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十九岁。 　　他是江西临川县人，说来还是列宁提到过的北宋改革派大家王安石和晚明大 戏曲家汤显祖的老乡。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 特委秘书长，一九三Ｏ年到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任红三十五军政委，长征时任 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一二Ｏ师三五八旅政委，解放战争时 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 　　他和毛泽东首次相识于一九三Ｏ年，那时他在红四军前委作通讯联络工作， 这对他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他第一次受挫是在领导晋绥区土改时，采取消灭地 主富农的极左政策，加之作风专横，引起晋绥区干部的普遍不满。毛泽东亲自出 面做工作纠正错误，毛选第四卷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的就是这回事。 这次打击使他在任川西区党委书记时颇为谨慎。一九五二年恢复四川省建制，他 做了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这是区别书记和副 书记的尊称。一九五四年二月西南局撤销，李政委手脚放得更开，从晋绥分局跟 他南下的干部们发现，他的老毛病似乎又犯了。 　　他个头矮小敦实，头发花白，有些驼背，看上去比年长十岁的李大章还老。 操一口四川人很难听懂的江西老表话，写一手乱糟糟的字，他目无定睛，从不正 眼看人，脸上难得出现笑容。无论多么轻松的场合，他一出现就鸦雀无声。训斥 干部就象骂孩子，省委副书记也有被当众训斥的。对敢于和他作对的人具有惊人 的记忆力，锲而不舍地必治之而后快。 　　一九五六年七月第一届省党代会选举，初选，一名代表斗胆不投李政委的票， 正式选举，李政委就少了八张选票。党代会结束，李政委把地县委书记们留下， 花两天时间就这一重大事件端正态度。“敢不投李政委的票，太不象话了！”有 人愤怒地表示；“肯定是穿凡尔丁衣服的人干的”（建国初期实行供结制，四川 厅局级干部发凡尔丁制服，此话意为高级干部所为），有人提供线索。公安机关 秘密侦察，首要目标是初选时带头造反的那个人。曾经怀疑到成都市长李宗林， 取指纹和选票上的指纹核对，不像，案子就拖了下来。 　　他的这类故事还多。一九五四年四月达赖喇嘛到成都，一再表示想见与西藏 相邻的四川首席长官李井泉，李托病不见，却又在庆祝列宁诞辰的大会上出现， 令达赖生了闷气。五月初，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后到成都，达赖、李井泉等前住 机场迎接，周恩来一下飞机，直奔达赖握手，达赖告李一状，周恩来当众把李批 评一顿，说他“架子比主席还大”，令他当场给达赖道歉，并给中央作出检讨。 　　周恩来的愤怒当然不足以动摇李井泉的地位。在支撑他的地位的基石中，最 粗重的一块就是粮食，而建国初期急于实现工业化的贫困岁月里，粮食几乎就是 整个共和国的基石。四川粮食第一大省的地位，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八年 抗战，四川提供军粮二百四十亿斤以上，占国民党统治区三分之一，从全国各地 逃难来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天府之国真是名不虚传。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 四川上交中央粮食一百六十多亿斤，为全国商品粮第一大基地，其中一九五七年 为最高峰，净调五十八亿多斤，相当于全国各地调交中央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 而同期全川农民的留粮水平和城市人口口粮标准都低于全国。〖注１〗 　　中央三分之一以上的粮食来自四川，这个政绩真是太显赫了，而李井泉在成 都会议期间精心接待，一定也给伟大领袖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表扬说，四川的 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他破例让李井泉坐 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 央政治局委员，这在省委书记中是独一无二的，足见中央对四川和交粮有功的李 井泉的看重。这一来，李政委的形象就更加令人生畏了。 　　一九五八年年底，种种不妙的迹象，尤其是粮食征购进展缓慢使毛泽东觉查 到出了问题。十一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带领大家读苏联的《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批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作法。“农民总还是农民”，他 说，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要求一 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接下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表示已经识破了下 面的骗局，说现在横竖是放卫星，争名誉，管他假不假；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 付参观，就去借二百头，看后送回。什么半年、一年扫盲我就不太相信；又说消 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 且我们都相信，从中央、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 破除了。”“我有点恐慌，怕犯冒险主义错误。”他批转了云南省委一份反映一 些地方发生肿病的材料，说我们对人民生活关心不够，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千 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 倾’”。〖注２〗十二月十二日，他又直截了当地作自我批评：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零七零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 炮三件事，别的事没想。” 　　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又批评有人头脑太热，可能跌筋头。全会对一 哄而起，各显神通的人民公社加以规范，对北戴河会议规定的高指标稍加调整。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一传达，曾笳手舞足蹈：“看吧，看这次中央八届六中全 会是怎样分析？是反左还是反右？”得意之际，嘴巴又放炮，在电话会议上对县 委书记们讲：“党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高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大办钢铁要求急 了，党犯了错误。” 　　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从武昌开会回来的李井泉却没有丝毫降温的迹象。 十二月底，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地委书记宋文彬刚开了一天会就病了，通知曾笳代表地委参加会议。 　　关于宋文彬的这场病，大多数人认为是他不愿当面得罪李政委采取的一种回 避手段。这年四十岁的宋文彬的是从家乡山西离石县的农会干起，一步步走出来 的。他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南下之前已是地委书记。他是温江专区 首任专员，一九五二年贾启允走后即任书记。作为晋绥区的老干部，他对老上司 李井泉的脾气颇为熟悉，后者也一直给他重用与信任。 　　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工作勤奋，作风严谨。他从不跳舞，每天工作十六 小时以上。有人说他的处世哲学是“宁可犯政治错误，决不犯组织错误”。他对 上面的指示说一不二，同时也要求下面对他的指示说一不二，如果有人打折扣， 他就气得牙齿咬得吱吱响，一支接一支猛抽着烟在屋里打转。 　　自从放高产卫星开始，他担心地发现自己的看法和李政委有了分歧。对郫县 的处理，显然已经引起李政委的不满，而地委反覆调查的结果，又证明所有的万 斤田都是假的。他既怕犯对上面的精神理解不透、贯彻不力的错误，也怕犯违背 下面的实际情况生出乱子犯错误。说他称病回避的根据是，这次会上李井泉提出 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任务是四百万亩！ 　　宋文彬不敢表态，但曾笳这门大炮会作何反应他很清楚。曾笳赶到金牛坝， 宋文彬神色凄凉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曾笳头一下子大了：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嘛！ 哪来的万斤田？所有的万斤田都是胡吹乱造，实际上千斤都上不了，全专区总共 才五百多万亩稻田，造假都弄不出四百万亩万斤田啊！ 　　“曾笳，你们的四百万亩万斤田怎么样，能完成吗？”大会上，李井泉点名 要温江专区表态。 　　曾笳很平静：“四百万亩恐怕有问题。” 　　“你们郫县今年就出了那么多万斤田嘛。温江专区条件那么好，可以大面积 推广嘛。” 　　“郫县的万斤田现在还不敢肯定，恐怕靠不住。” 　　“哦，你对郫县的万斤田还有怀疑？” 　　“恐怕有问题。” 　　李政委的脸红了，这是他发怒骂人的前奏。在场的全川各专区主要领导的心 都悬起来了，谁都知道郫县是李政委一手栽培的样板，郫县的高产卫星名扬全国， 曾笳竟敢在大会上当面否认，只一个“假”字未出口的而已！ 　　“去把刘致台给我叫来！”李政委下令。 　　到会介绍郫县经验的刘致台匆匆赶到。李井泉指着曾笳对刘说： 　　“你说说，你们的万斤田到底有没有？曾笳怀疑是假的。” 　　“肯定是有的嘛。”刘致台说，接着他举出红光社的一块一万零六百斤的万 斤田。 　　李井泉以胜利者的姿态问曾笳：“你怎么说呢？” 　　曾笳愤怒已极，郫县报告的万斤田，地委逐一调查核实全是假的，怎么又凭 空生出一块来？他回答： 　　“这是个大问题，有没有我们还要调查一下。” 　　李政委的脸再一次涨红了。全场一片死寂，等待着暴风骤雨的降临。 　　出乎人们的预料，李政委竟然平息下来，挥了挥手道：“好吧，那就算了， 散会。” 　　李井泉真的相信有万斤田吗？也许任何一个当时有可能对他提出这个问题的 人，都很难得到正面的回答。对他来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 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对那些信誓旦旦吹牛撒谎的人， 他看重的是他们的“积极性”，根本没有想过要追究是否真有其事。他相信，高 指标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计夺取高产的强大动力，指标越高，压力越大，干劲越大， 要求一万，说不定就能干到三千五千，要求一千，就只有五百八百了。这一套思 路，来源于毛泽东的“两本账”的办法。与其说李井泉相信万斤田，不如说他太 想让下面的干部群众相信有万斤田。 　　如果曾笳就此罢休，这场风波也许就平息下去，他个人的命运也许不会象后 来那样糟糕。可是曾笳难以理解李政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良苦用心。一散会 他就打电话给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要他立即组织调查刘致台声称的那块万斤田， 并特别嘱咐不要找干部和“积极分子”了解，要找一般群众了解，他们一定做了 应付调查的准备。 　　这是申培林很乐于做的事。为了避“一家之言”之嫌，他分别从宣传部、农 业局、团委抽调了干部，考虑到郫县与地委的对立情绪，还特意安排一名刚从郫 县调来的干部参加，组成一支七十八人的工作组前往调查。 　　地委工作组前脚一到，消息就传到李政委耳朵里。省委副秘书长周颐赶快给 曾笳通风报信：“老曾，听说你派人到郫县调查，你把李政委弄火了……” 　　深知李政委脾气的宋文彬发觉曾笳在点炸药包，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迫不 及待地要把嗤嗤作响的导火索掐灭。他找到曾笳，告诉他赶快把工作组收回来。 曾笳不听：“查清楚了就收。”“查清楚了不是和李政委唱对台戏，将李政委的 军吗？”曾笳还是不听。宋文彬掉过头又去找刘致台，劝他去跟李政委说，那块 田的产量我们再调查一下，“把问题缓和一下。”刘致台哭丧着脸说他不敢讲， 他怕李政委。宋文彬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那你不是逼我们地委作检讨吗？” 　　李井泉真的火了。当初他咽下那口气，是不愿意在会议上把矛盾激化，从而 演变为一场辨别谁是谁非的具体化的调查，这是他最没有把握，因而也最不愿意 做的事。曾笳这一手，就把他逼到了墙脚。如果调查证明是假的，再让曾笳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拿到会上散布，不仅使他蒙受羞辱，而且直接影响高产指标 的落实，他决不能容忍！ 　　“他派人调查，我亲自去调查！” 　　他是这样调查的：他让刘致台通知潘兆清、郑功瑶以及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 莲到金牛坝面议。指示：过去报的卫星田，都被否定了，这块田一定要保！立即 写材料，郑功瑶到大会介绍经验。 　　聪明绝顶，口若悬河的潘兆清口述，王春莲记录，苦熬一个通宵，署名第一 书记郑功瑶的“红光社水稻亩产一万零六百八十一斤的经验”大功告成。郑功瑶 拿着一份走上金牛坝礼堂讲台，《四川日报》总编拿着一份直奔编辑部。 　　曾经在报纸上大吹大擂的那些高产卫星都按下不表，单讲红光社“青年种植 组”这块闻所未闻的卫星田。“这个产量是经过县委和我们乡党委核实，并且群 众也一致认为产量是确实的。”经验生动、具体，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可能的质疑， 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这个田的处境，上无遮阴挡阳，下无沟渠，四周靠田，被围在当中，长 方形，农民称之为“保肋田”（最好的田）。土质是大泥田，农民说：“结 上尖、出子头”，科学家称之为“千粒重”的意思。前期作物是黄油菜，四 月二十七日扯完菜子，五月六日移栽秧子，八月二十四日收割，青年种植组 的成员六人都是共青团员。 　　毛泽东的著名比划也拿出来为这块万斤田撑腰。 　　他老人家指示我们，要小麦吊吊长八寸左右（毛主席当时是打的手势， 约有八寸左右），油菜长一人高（也是打的手势），这对我们启发很大，也 启发了青年种植组的同志们，他们马上把指标改为三千五百斤。以后又修改 了两次，改成五千斤、七千斤……每修改一次指标，就增添一次措施，不断 革命，不断前进……总之，经验只有一条，听党的话。 　　郑功瑶继续念道，这块田她是亲眼所见的。 　　我自己亲自看过这块田，确实长的很好。社员们形容，密得来“麻雀飞 不起来”。到收割时，谷子有些倒，但未倒下去。老农民说，这叫“牛吃草” 的形式…… 　　“这个田的产量是否正确呢？”郑功瑶问，并回答： 　　县上及我们乡上经过几次核对，群众认为是正确的，据社员说：那天一 共只收了这块田，三亩打四千多个草，一百九十多挑谷子，五十多个社员， 十三张拌桶，割、打、担整整闹了一天。 　　地委早就有言在先，所有的卫星田必须报地委，地委验收后才能确认。曾笳 在会上一口咬定，这块田地委从未听说，更未验收，作何解释？原来他们非常的 谦虚谨慎。 　　抽穗到测产，预计有八千斤，但又不敢说。说是“人怕老来穷，谷怕午 时风”，就没有往上报……副乡长胡清泉同志去测产，说可以打到八千斤。 那时候，大家还不大相信，预料不到可产一万斤或八千斤……这块谷子收割 以前，种植组的青年们用电话报告县团委书记，请去验收，他们说有事情， 顾不上去，就这样耽误了，没有前去验收，只有社上、乡上的同志验收。收 割完很久，我们自己没有去总结，也没有派人去总结。直到最近地委、县委 对万斤田的反复调查，才引起我们的重视，才派人去做了调查。 　　天哪，原来县上、乡上是“最近”，也就是打下的谷子都快吃完时，才发现 这块万斤田的啊！郑功瑶面不改色： 　　如果我们思想解放得更彻底些，根本不止产一万斤……去年这时，我们 连一千斤也不敢承认，今年这时，我们大闹万斤，我们的经验也丰富了。 　　郑功瑶话音一落，李政委带头鼓掌，各专区头头们鼓掌。曾笳不动手。 　　李井泉问：“曾笳，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曾笳闷不作声。李再次追问。 　　曾笳还是那句话：“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这块田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没有那 么多还搞不清楚。” 　　这位政治局委员终于忍无可忍，他面色通红，声音发抖：“啊？你还不信？ 我们这个会场里有怀疑派，秋后算账派！你——”他指着曾笳：“你要秋后算账 吗？” 　　曾笳想，信不信秋后算账可以解决，可眼下冬至已过。 　　李政委破口大骂： 　　“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 造嘛！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 　　在发泄了一通怒火以后，他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 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 　　他对郑功瑶精确到每亩多少窝、每窝多少穗、每穗多少粒，多少粒一两计算 出的产量，随口就打了四五成折扣，令台下的人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李政委 的用意是要“瞒下”，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啊。 　　此时的宋文彬已经对李政委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知道曾笳这个漏子捅大了， 他竟然逼着李政委提供伪证，而且不打自招承认是伪证。总得搭个梯子让立在悬 崖上的李政委下台啊。郑功瑶发言后的那天晚上，宋文彬和专员宫韫书找到曾笳， 帮助他认识错误，以便第二天在大会上作检讨。宋、宫刚说了几句，曾就顶了回 去：“检讨？检讨什么？我说的哪点不是事实？”接下去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 通郫县如何弄虚作假的情况。宋宫二人无言以对，他们何尝不知道曾笳讲的是事 实。三个相对无言、默然枯坐。熬到天快亮时，宋文彬终于憋出一句：“这恐怕 是阶级问题。”这当然是说曾笳出身地主，阶级立场有问题；或者说是告诉曾笳， 可以从阶级立场上作检讨。结果又给曾笳顶了回来：“万斤田有就是有，没有就 是没有，这和阶级有什么关系？” 　　这天早晨，省委副秘书长周颐给曾笳带来了好消息：“井泉同志说了，怕你 思想不通，就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了。” 　　是啊，把曾笳逼到绝路上，他横下一条心继续捣乱如何收场？ 　　郑功瑶在会上念的那篇胡编乱诌，满纸谎言的“经验”，第二天即一九五九 年一月五日出现在《四川日报》头版。一月七日《四川日报》发表社论，对以曾 笳为代表的“算账派”进行不点名批判。 　　在“少种高产多收”的洪流里，也还有算账派。这种人尽管是个别的， 但影响极坏。这种人不仅根本不相信今年会有一个更大的跃进，而且对去年 的伟大成就，也抱着否定的态度。他们对于广大群众一年来辛勤劳动所取得 的伟大成果，不但不加以赞扬、歌颂，反而站在群众之外，指手划脚，评头 品足，吹毛求疵。他们甚至闭着眼睛，把去年个别地方估产不够准确——这 个本来是难免的现象，当成虚假，企图以此来否定成绩……你说不能高产， 那就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红光人民公社水稻亩产一万多斤，不是高产又是 什么？〖注３〗 　　事情越闹越大，申培林又来凑一把火，跑到金牛坝给曾笳报告调查结果，说 郑功瑶吹的那块“保肋田”，实际上只收了六百多斤，曾笳问宋文彬听不听汇报， 宋文彬气不打一处来：“我不听，回去再扯！” 　　这理是没法讲了。宋文彬作检讨，承认地委对少种、高产、多收态度不坚定， 缺乏信心，在帮助郫县纠正虚假现象时“急了一些”，对其成绩鼓励支持不够。 曾笳也作了检讨，“承认”这不是真假问题，而是相不相信党和群众力量的“立 场问题”，“感情问题”。 　　李政委也作了“让步”，省委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万斤田指标从四百万亩万斤 田降低到一百四十万亩。 　　这个任务完不完得成，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各级手里都有秘而不宣的第二本 账、第三本账，但是公开谁也不能讲，尤其对老百姓不能讲，以调动其积极性。 　　老百姓早就看穿了——“瞒下不瞒上”。 〖注１〗《当代中国的四川》第二五、七四、八一、四四二页。 〖注２〗毛泽东：《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３〗《《四川日报》》社论：《高举少种、高产、多收的红旗奋勇前进》一 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头版。 ◇　　　　　　　　　　　　　糊涂账（节选） 　　当金牛坝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还在大肆宣扬郫县的高产卫星，下达数以千万亩 的大面积高产指标时，一个事关肚皮的大事严酷地摆在人们面前——粮食征购出 问题了。 　　根据层层虚报的产量，四川省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达九百六十亿斤，比一九 五七年增产一倍以上。省上据此下达了一个远远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征购指标。然 而到秋收结束，全省粮食入库实际仅完成年度计划的三分之一，比去年同期还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虚报浮夸粮食产量一样，征购中的弄虚作假开始出现。天 哪，这可是吹不得的哟。《四川日报》评论员文章赶紧指出： 　　有些地区发现打白条、卖空仓、以少卖多，甚至不验质入库，开了凭单 就算了事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否则，今年入库的粮食将是一笔 糊涂账，不是库存无数，就是粮账不符。 　　这是注定的。统购统销以来，粮食产量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只有粮食征购 从不含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这笔糊涂账就做大了。不是人们算不来账，是 不准你算账，否则就是“算账派”，把你当“白旗”拔掉。那笔大糊涂账是一面 高高飘扬的大红旗，不允许受到任何怀疑和污染，下面就得一笔一笔把这笔账凑 齐，首先是把高征购的粮食凑齐，凑不齐脱不了手。万般无奈，人们只好在征购 上做手脚，把入库粮食也搞成一笔糊涂账。 　　温江专区一九五八年的大糊涂账是九十亿斤，省上下达的征购任务是二十亿 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将近一倍。经过讨价还价，实际派购十五亿斤。在宋文彬 看来，这是在排除浮夸成分后的保守数字，完成当没有问题。 　　然而问题大大的有。全区小春入库没有完成，早稻入库没有完成，大春入库 才搞到一半，已经气息奄奄，一些县干脆停了下来，有的叫劳力缺乏，有的干脆 就说无粮可交了。 　　怎么会没粮呢？宋文彬掰着指头给县委书记们算账：把征购粮、社员口粮、 种子粮、饲料粮、公社提留粮统统算上，离九十亿的总产量还差一长截哪！ 　　当然没有，事实上温江地区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仅比一九五七年略有增长， 而增长部分主要是红苕等杂粮，主粮水稻有减无增。往年农民交征购后剩下的粮 食仅能裹腹，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征购，从何而来？ 　　农工部长申培林脑袋清醒得多。一九五八年年底，他给长期在基层搞调查， 反右中挨过批的农工部秘书燕征交待，要他下去参加一个大队的分配决算，把产 量问题彻底搞清楚。燕征等人到温江柳江公社二大队调查结果，该大队一九五八 年平均亩产五百一十六斤，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 减少了收入。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所剩无几，现已有两个生产队食堂停伙。 　　心中有数的农工部长接着召集温江万春公社部分大队长、生产队长座谈产量 问题。 　　一开始没人开腔。申培林就先说：你们往年的水稻产量亩产才几百斤，今年 为啥一下就产了一千多斤？到底实在不实在？是不是大家认为今年是大跃进，产 量不高，咋个说明得了大跃进？所以大家都争，都在争光荣，是不是这样的？你 们应该老老实实说清楚，是多少就是多少。说完就先问三大队胡国良：“你现在 还有库存粮食多少？”胡回答：“不清楚，回去翻查才晓得。”申很严肃地说： “你为啥不弄清楚？如果不把产量底子搞确实，迷迷糊糊，二天没有那么多粮食， 社员没吃的咋个办？要知道农民三天不吃饭就要造反！” 　　摸清了申部长的虚实，大家就七嘴八舌吐真话了。队长邓洪兴说：“我们报 那个一千多斤的产量，是翻一番的跃进产量，实际才几百斤。”大队长周宗根说： “我们的产量硬是红旗产量，实际上我们的几个队只有一个队亩产六百多，其它 都是五百多。”“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红旗产量，跃进产量。”…… 　　座谈会后，申培林又组织几个会计辅导员翻查各队仓库，得出的结果是，把 全部库存的粮食拿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申一一记下，对如何完成征购未置一辞。 却在全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会上说：“做工作要踏实，不能吹牛，象郫县的产量， 那怕他在报纸上再登得多，要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还有吃的，那才是对的。” 〖注１〗 　　申把记下的这笔账算给宋文彬听，宋表示怀疑，让他再去查查。当家人有当 家人的难处，郫县的吹牛固然令他愤怒，但他也不愿正眼去看那笔大糊涂账，他 更担心申培林之类的张场开来，会引起普遍的抵制征购，那可是他吃罪不起的事。 申看穿了宋的心思，也就按下不表。 　　整整一个冬季，潮湿、阴冷的川西坝子充斥着交粮的催促声，地委机关所在 的刘家大院里，没日没夜不是地委常委会就是县委书记会，十万火急的通知如雪 片漫天飞舞，各级工作组在乡间小道、田埂农舍窜来窜去。走投无路的社队干部 要么阳奉阴违，开会赌咒发誓，散会不见下文；要么破罐破摔，交光了事，哪黑 哪歇；要么东躲西藏，踪影杳无。 　　按照地委一再压缩后的指标，温江地区平均每亩水稻的征购量从五七年的二 百斤左右增加到三百斤以上，超过水稻实际总产的百分之五十。在一些所谓“肥 富”地区，每亩水稻的平均征购量占到产量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除了让农民 饿肚子，根本不可能办到。而被虚报的产量冲昏了头的领导机关却认定粮食收不 上来，是被农民隐瞒私分掉了，使尽种种手段进行催逼。 　　大邑安仁公社（即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是个有二万多人的 公社，人均稻田一点二亩，五八年实际亩产五百多斤。而征购任务人均五百斤， 亩均四百一十四斤，征购任务占到产量的四分之三。大春收获以后，经过几个月 的催收，到五九年二月，几乎所有的粮食搜刮一空，仍然完不成征购任务。有的 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将为数可怜的一点粮食藏匿转移，被搜出来后，又被作为 “粮食确实是有”的铁证。瓦窑管区社员邬元甫在月黑风高之夜，把半口袋米放 到崇庆县地界的一个草堆里，被那边的人发现拿去吃了，却不敢声张，悄悄找到 那边的队干部说：“米我不要了，把口袋还给我。” 　　邬元甫之所以吃哑巴亏，是怕担私藏粮食的罪名，其罪大恶极简直就和私藏 武器，图谋造反差不多。但邬元甫因为舍不得一只口袋，走漏了风声，就被拉到 会上斗争，死活要他吐出究竟还藏了多少粮食。聪明一点的自认倒霉，七中队社 员挖坟积肥，挖出一罐子粮食，工作组干部认为发现重大线索，宣布：谁埋的谁 领回去，不予处罚，试图放长线钓大鱼。不见鱼儿上钩，又布置各队干部“必须 找到藏粮的人”。 　　这些零零星星的蛛丝马迹，在一些干部头脑中勾画出一个巨大的地下粮库， 它是由那些对国家粮食征购充满敌意的基层干部营建，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汪洋大 海淹没着的。县委接连召开大会，批斗完不成征购任务的社队干部，安仁公社金 井管区分支书记、省劳模廖学安是批斗重点，因为他“带头抵制征购，完成任务 比一九五七年还少”，更可恶的是“死不认错”。在县委扩大会上，县委领导质 问：“你们粮食亩产超千斤，比五七年番了一番，征购还没有五七年好，怎么回 事？”廖答：“问题是有，就是找不到在哪里。”公社总支副书记张志仁说： “搞浮夸是为了受表扬，交征购才晓得遭冤枉，说假话硬把人说怕了。” 　　工作组认为，依靠这些干部来解决问题已不可能，于是重新组织队伍，找了 十几个最坚决的干部成立整社工作组，宣布各支部都要听从工作组的指挥，“就 大干起来了”。先分片开群众大会，然后开党员大会。开到一半，宣布暂时休会， 回去突击“就地入库”完成征购。此举大见成效，几天之内，大部分没完成征购 的队都“扫清”了。只剩少数队没完成。工作组计划： 　　如果还有个别的硬要抵到底，不下马，那我们就准备悬上几个，搞专案。 〖注２〗 　　且不谈“悬起来”的恐惧，如此“大干”一下，果然成效显著，看来窝藏属 实。实际纯属自欺欺人。全部决窍出在“就地入库”四个字上。已经吃够说假话 苦头的基层干部，再一次在高压之下作假，假得更加荒诞离奇。 　　“就地入库”的方案，源于“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焦虑。一九五八年秋收时 节，《人民日报》就在大肆宣传抢修仓库，以存放成倍增加的粮食。其时就有在 国家粮仓堆放不下的情况下，将征购粮食就地存放在社、队以至社员家中的方案 提出。川西坝子包括周边山区，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极差，运送公粮几乎全靠肩挑 手推，须花费大量劳力。一九五八年底劳动力极度紧缺，从解决劳力不足的矛盾 看，“就地入库”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钻空子 的绝好机会。到国家仓库交粮，要经过粮食部门严格的过秤、验收；“就地入库” 则由社、队自收自验自报，然后由粮食部门派人来验收。于是五花八门的作假手 段应时而生。广为流行的办法是造假仓，先在仓房里堆满谷草之类，面上盖一层 谷子，谎称有多少斤，应付粮食部门和上级检查。另一种是称“转转粮”，其法 与戏台子上演曹孟德“百万大军下江南”，几个兵兵将将前台后台轮番打转一样， 前面将粮食过秤后，转一个圈又从后门挑进仓库，如此“转转”不已，如果不被 发现，要多少粮食都给你称得出来。 　　除了国家征购，还有“群众生活”，这也是上级十分关心并需要检查落实的。 为了证明口粮充足，公共食堂有米下炊，人民公社无比优越，也要采取诸如此类 的手法，眼睁睁地哄自己的肚皮。 　　安仁乡（公社）的征购任务，就这样在短短几天之内大部分“扫清”。其实 岂止安仁乡，全区所有的地方都抓住就地入库这根救命稻草，玩起又一轮弄虚作 假的把戏，以应付泰山压顶般的征购任务。没有发现这个诀窍，或者不愿昧良心 作假的，连口粮种子都交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作假的“完成”了征购，自己 还有点可吃，于是到处都出现一个怪现象：“闹粮的都没完成征购，完成征购的 反而不闹。” 　　这个怪现象进一步强化了一些领导的幻觉：粮食是有的，闹得凶是假，只是 不愿交而已。灾难再一次降临到老实人头上，大会小会轮番批斗，撤职、检讨、 变相劳改乃至饱受皮肉之苦，征购完不成，粮食没得吃，个人还倒霉，四面楚歌， 走投无路。实践再一次证明讲假话的好处、讲真话的坏处。事到如今，想做好人 都做不成了，至少造假还可以瞒点粮食下来吃吧，何苦而不为呢。 　　对就地入库的把戏，很难说地县一级的领导都蒙在鼓里。事实上有关就地入 库中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开始就不断有人揭露和反映，但上面的反应相当“迟钝”。 在很大程度上“就地入库”何偿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呢？他们同下面有共同的难 言之隐，过于认真，下面完不成，怎么向上面交差？不如睁只眼闭只眼图个一时 敷衍。万一今后兑不了现东窗事发，还有朝下面一推了之的退路。 　　彭县县委女书记樊希平带人下去检查就地入库，走了一圈，干部们叽叽喳喳 议论仓库是假的，樊打招呼：到此为止，回县上谁也不准再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这么穿。下放到崇庆县大划公社任党委书记的县 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发现，全社的征购工作完成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时便 “走不动了”，这个数字已达到一九五七年征购数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二，下面反 映再无粮可交。一九五九年一月，他顶着寒风，步行到全社各管理区逐一调查， 将现存的口粮、种子、饲料粮逐一过秤登记，算下来全社粮食与原报的足足有四 百万斤的差距，虚报的产量除去超额的征购，落到农民口中的粮食所剩无几。公 共食堂的现状更令他触目惊心，春节还未到，农民碗里已是清汤寡水的菜稀饭， 或是粒米不见的红萝卜。这是一马平川、土肥水美的天府之国啊！联想到几年前 这里爆发的“脚肿病”，他不寒而栗。回到公社，他立即给第一书记许锐挂电话 说，粮食征购已经过头，食堂已是停伙或半停伙状态，干部压力大，半夜都在说 梦话，“天哪，完不成咋个整啊”。希望减少征购任务。 　　回答是“不！” 　　这位堂堂的男子汉哭了：“我是个共产党员，党的任务完成不好我有责任， 但完成了群众生活怎么办，怎么办啊……” 　　思虑再三他横下一条心。他这样想：“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也是冲 着这个参加党的，难道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是两回事么？把人民的利益放 在第一位，我想我无愧于党。”于是他在公社干部会上宣布：“把口粮打紧一点， 征购任务完成多少算多少！”县委书记庞汉元下来检查，他明说：“任务是完不 成了，不然你们就把我调回去。” 　　更多的人处理得巧妙些；一方面好话说到，一九五八年确实大丰收；一方面 又把问题摆出来，要求减少征购甚至返还粮食。华阳县委在中和乡朝阳四社作了 一个典型调查：该社（沿用初级社称呼）二六五人，耕地二百二十一亩。一九五 八年秋收后报总产量四十六万余斤，征购任务完成十二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 百分之八十六，人均负担四百五十斤，每亩耕地平均负担五百四十斤。但是，经 过核实后，发现原报的四十六万斤粮食，实属虚报。经过与干部座谈研究，反复 解除顾虑后，他们都谈出了心里话。虚报产量的主要原因是；一、当时为了争上 游，受表扬，怕批判右倾等思想指导下多报了一些产量。二、在分配结算和县、 乡在该社调查时，思想上早就打算把产量报实，但又顾虑怕说是否定五八年的成 绩，受到批判……因而采用“少分多记”、“少吃多报”、“加大干湿折率”等 办法来增加产量。如实分三万斤，报为七万斤，吃了七万斤，报为十四万斤…… 　　县委的调查报告反复申明一九五八年“成绩仍然是巨大的，是史无前例的大 丰收”之后，摆出令人沮丧的事实。 　　目前库存情况清理结果，只有大米五百多斤，其它杂粮也很少了…… 　　五百斤大米够二百五十六人吃多久呢？也许这份报告写完已经不存在。“我 们计划在社员中反复作思想教育工作，动员社员把口粮拿出来，国家再转上一万 斤粮食，”“只有这样才能安定社员生产情绪，进一步鼓足干劲，组织五九年的 更大跃进。”〖注３〗 　　连与郫县并驾齐驱的高产先进县新繁，也羞羞答答地开始在原报的产量上退 缩。该社万安乡四十社四十八户二百二十四人，一九五八年种水稻三百四十亩， 交国家征购二十二。四万斤谷子，人均负担一千斤，亩均负担六百八十斤。经 “县委第一书记曹云生组织了几个同志重新进行核对”后，社员人均留粮比预计 的少二百斤。 　　直言不讳也罢，遮遮掩掩半真半假也罢，造假仓，称转转粮也罢，几乎所有 的县都开始在一九五八年的产量上打折扣，以此为完不成征购开脱，为返还粮食 寻找根据。唯有郫县立场坚定，不承认产量有任何虚报不实之处，不承认群众有 缺粮断炊之虞，不承认征购有完不成的危险，不承认他们的“就地入库”有任何 弄虚作假。换句话，郫县的情况是生产大丰收，征购全完成，群众吃得饱，把总 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有人硬要在这幅大红罩子上戳洞。这次问题出在内部，带头的是本地农 民出身的粮食局长叶成章。 　　粮食部门的工作性质使他们来不得半点虚假，他们的工作性质如同出纳，收 多少就得支多少，收支不符则为贪污，谁能担待得起这个弥天大罪？任你牛皮吹 得太阳从西边升起，他们必须收一斤算一斤。就地入库的把戏耍开以后，粮食部 门同上上下下的矛盾立刻尖锐起来，各县普遍出现公社、县委一个账，粮食部门 一个账，互不承认的情况。知趣点的，大家麻麻杂杂，你不逼我认账，我也不揭 你老底，反正到处都是“两本账”，说得过去就说，说不过去再说。偏偏郫县容 不得有半点说不过去的地方，要逼粮食部门认账；偏偏郫县县委的账又和粮食部 门的账差得最远，又有个油盐不进的粮食局长，事情就闹大了。 　　据郫县粮食部门的统计，全县从小春开始就没有完成计划分配的任务，特别 是县委（也是省委）的重点乡犀浦、合兴进展最慢。整个大放卫星的秋收，征购 实绩更为凄凉。这一年，郫县征购任务一点四亿斤（不含崇宁），到十二月底仅 完成六千多万斤，还有大半没有着落。而红光公社尤其糟糕，六千多万斤的征购 任务只完成百分之三十，尚差四千多万斤。粮食部门考虑到下面劳动力确实紧张； 专门在农村设立三十八个就近收购点，又沿公路设立随征随调的若干收购点，以 减轻农民交粮负担。应该说如此一来，完全没有必要搞什么就地入库，因为粮食 部门的收购点，就在附近，也不用操心什么装不装得下的问题。叶成章这一手， 实际上已经堵住了就地入库的借口。然而县委却不愿放弃这个漏洞，就在入库工 作几乎陷于停顿之时，县委突然以劳力不够为由，提出搞就地入库，“这样全县 便普遍开花每个大队收起粮食来了。”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县上召开整社大会，形式和上面讲到的大邑县安仁 乡一样，会开到半截，各乡回去突击入库，完不成征购交待不脱。四天后，即有 永定、安靖等乡到会“报捷”，接着犀浦也报基本完成。可是粮食部门设在这些 乡的收购点根本没收到粮食。 　　粮食部门在国家仓库和农村设点就地收购，收不到粮食，公社却报就地入库 完成了任务，怎么办呢？只有根据各乡向县委报的就地入库数字到社队查仓、查 粮。 　　一查就漏馅。叶成章到红光公社团结乡查出的结果是：“用谷草、拌桶、晒 席把底层坝得很高，上面装一层粮食，划一些假的过秤码单，即报有多少万斤粮 食。”粮食局不断向县委反映诸如此类的情况，“县委一直不表示态度。” 　　你不表态，咱们就各算各的账。一开会汇报征购工作，叶成章就掏出本子报 告：粮食局统计，已完成××万斤；各公社自报，已完成××万斤。县上如此， 到专区开会照样如此。县上催他给就地入库办粮食部门手续，他说行，我们亲自 去秤，有多少办多少。县委书记高义禄找他“个别谈话”，说你把公社报的数字 认了，今后出了问题，县委给你们承担。他还是那句话：“我们过了秤才算数。” 　　要想在这位一丝不苟的粮食局长手头蒙混过关真是太难了，况且他又得到地 委的支持。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一再在地委召开的会上申明，公社上报的就地入 库数字“是有根据的”，粮食部门拿出的数据小，主要问题在粮食部门，却得不 到什么支持。专区粮食局长商鸿仪公开支持自己的部下，主管征购的地委书记曹 少克只认粮食局报的数字，事情就这么僵着。 　　如果郫县采取其它一些县的做法，不怕脸上无光，在大糊涂账上退缩，也出 不了什么大麻烦。但是意气风发的郫县不能这样，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粮食 局长给郫县抹黑，给大红大紫的红光公社抹黑，让观潮派算账派抓把柄看笑话。 　　二月二十日，叶成章从地区开会回来，接到犀浦粮站的报告，说红光公社声 称已全部完成征购，更奇怪的是，还说全部是送到国家仓库完成的，不需要检验 了！按叶成章手头掌握的数字，到那时为止，红光公社自报完成数与粮食部门实 际收到的粮食，尚有二千三百多万斤的差距，怎么突然说完成了呢？难道是使用 了什么隐形密术搬进去的么？他简直懵了。 　　实际上手段露骨而低劣。五年以后叶成章写道： 　　为什么公社突然说完成了任务呢？原来在报就地入库的粮食时，粮食部 门要进行实际验收过秤，并发现了他们的假仓库，他们看到不能欺骗过关， 就采取了另一套花样欺骗国家，嫁祸于粮食部门。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郫县粮食部门开始采用“二联单”的入库记账凭据制度。 合作社的人交粮到国家粮库，由粮库开具一式二联的入库划码单，交粮人员收一 联，粮库收一联，作为核算凭据。公社化初期，郫县县人委据此发出文件，规定 粮食入库由原来合作社与粮食部门结算，变成以乡为单位和粮食部门结算。于是 入库程序变为这样：合作社（公社化后为生产队）把粮食交到粮库，粮库仍然开 具一式二联的划码单，粮库留一联，另一联不是给交粮的合作社，而是归总后交 公社派驻仓库的“财粮员”结算，合作社自己反而没有入库凭据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 　　合作社交了粮食拿不到入库凭据，但他们手头有份自己填记的划码单，这是 他们唯一的交粮“凭证”。从法律的角度讲，它是无效的，然而从逻辑上却不能 完全推翻它。我交了粮没有？你不能回答没有；你给了我凭据吗？没有；你不给 凭据，我这里有凭据，你算你的，我算我的。这不生出事非来了么？ 　　这是共产风造成的财务手续不清的一个典型。尽管如此，如果不是蓄意制造 混乱，澄清是非并不为难。因为交粮时那份一式二联的划码单，是由合作社交粮 人员与仓库收粮人员共同填写的，粮食部门开具给公社的入库凭据，都附有各合 作社的入库划码单，粮食部门与结算单位（乡、公社）的手续是健全的，数字是 清楚的。 　　然而就是有人要蓄意捣乱。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全县各公社 （乡）都在连更宵夜地制造假账。 　　他们利用交粮人员没有拿到入库凭据，只有自划的码单的空子，有组织、 有计划地布置了大搞假划码单的卑劣手段，作为依据来混淆入库手续上的真 伪。并发动社员签名来证明粮食真的送到了国家仓库。 　　把凭空胡编的合作社交粮划码单拼凑起来，大部分公社一夜之间就把征购的 巨大差额填补无缺。发动社员签名是一件颇得人心的事，对被超额征购压得喘不 过气的合作社及社员来说，如果有上面支持，他们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这就是叶成章从地区开会回来后看到的情况。从造假仓的“就地入库”，到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做假账，而且是全县性的，真是闻所未闻忍无可忍，他告诉县 委，不能作数！回答是： 　　为什么人家入了库不算数呢？主要是你们手续混乱，取消了“三联单” 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三联单，合作社一联、公社一联、粮库一联，问题可能不会这 么复杂。可是这能怪粮食部门么？谁“取消”了三联单？二联单制可是从五六年 就实行起的啊！县里发文件规定由与合作社结算变为与公社结算，也并没有提出 要改为三联单制啊。 　　二月二十六日，专区粮食局以地委的名义，再一次要求郫县县委立即把入库 的实际数字上报，为此县委召开常委会，高义禄主持会议，叶成章奉命汇报。 　　刚谈了一个入库总数时，高义禄当场就批评说：为什么你们的数字才这 么多？主要是你们右倾思想在作怪，我们的数字是完成了任务的，你们不承 认我们承认，照你们这个数字不能上报。我当时汇报说：专区一再要求上报， 我们实际上只收到这么多粮食，是否可以将我们实际入库数和公社自报入库 数分别上报呢？高义禄同志更批评说：你安心将县委的军，与县委作对，要 报就报我们的数字，不报就不准报！等数字搞清楚再报。 　　叶成章要的就是这句话。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六日，全县各乡财粮员和粮站 收粮会计在县上集中对账，结果不言自明：粮食部门的统计数字准确无误。这一 次叶成章聪明了，他要各乡总支书记签字盖章，表示核对无误，以防今后翻案。 所有的总支书记都照办了，唯独红光公社各乡总支书记矢口抵赖，死不签字。 　　就象曾笳在金牛坝把李政委逼到墙角一样，叶成章把县委逼到了墙角，迫使 其撕破一切面具，赤裸裸地公开了自己的面目——如果说不是这一切的策划者， 至少是坚决的支持者。 　　叶成章把核对情况向县委汇报，县委拒不承认，反而倒打一耙：“你们粮食 部门就没有一点问题吗？”叶说：“乡总支书记都签字盖章了的呀！”对方回答： “总支书记盖章也不能作数！” 　　盖章不作数是县委在各乡总支书记会上宣布的，签字盖章的总支书记遭到严 厉训斥：“你们就相信才完成那么一点数字吗？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盖了章呢？五 八年大跃进的成绩哪里去了！” 　　这一骂，让总支书记们恍然大悟，欢乐开怀。他们原以为查账是要动真的， 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认账。既然有县委撑腰，他们怕什么？于是群起翻案，什么黑 纸白字，神圣公章统统不认了。〖注４〗 　　叶成章万万没有料到，所谓查账竟是如此结局。不过到此为止，他也象崇庆 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那样横下一条心，他倒要看看，这几千万斤粮食能否从天上 掉下来。 　　看来还是红光公社胸有成竹，与县委息息相通，硬不向事实投降。不仅如此， 在这次对账开始的前几天，县委和红光公社已经在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社搞了一 份报告，题为：“红光社五八年水稻增产收入、支出核实报告”，作为向叶成章 之流“怀疑派、反对派”展开反击的重磅炮弹。这份广为散发的材料试图证明， 红光社五八年水稻平均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是“铁的事实”。且看他们如何把 这笔大糊涂账做平。 　　两个多月前，社长周桂林带去北京的那份材料明明白白写着，红光社五八年 “粮食亩产三千七百一十六斤，总产一千九百多万斤。”而且标题就叫“一千九 百多万斤粮食是按毛主席当面指示放出来的大红光”。现在，又变成了“水稻” 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总产一千零九十万斤，小小一个躲闪，八百多万斤粮食 就不见了。 　　不动声色先砍下一刀后，报告申明，五八年确实是解放以来增产最多、最大 的一年，“盘古至今没有过这样的好收成，这是百分之百的社员承认的事实。” 　　但有的社员有顾虑：“产量是我们向上报的，现在数目扣不起，拿不出那样 多，怕脱不倒手，非常心焦。” 　　社员心焦的是粮食交完了吃什么，怕“数目扣不起”而“非常心焦”的是靠 弄虚作假捞好处的人，为此，他们开列出下列清单： 　　交纳国家公粮，统购三百二十五万斤。 　　办食堂前后社员分回家去五十三万余斤，人均一三七斤。办食堂一百六十八 天吃一百四十七万斤，人均一天一点五七斤。 　　外来人员吃五万余斤。 　　猪吃八十六万余斤，其中保管不好霉烂二十二万斤。 　　突击、熬夜吃去三万余斤。 　　换葫豆、还种四十三万余斤。 　　留种三十二万余斤 　　留口粮四十八万余斤 　　半米谷子四十八万余斤。 　　一九六一年红光社浮夸问题被彻底揭露后，查实一九五八年的水稻亩产只有 五百多斤，仅仅是虚报数的三分之一。可见上述开支，每一项都是值得怀疑的。 连风筛下的“半米谷子”都凑了数，可见其煞费苦心。尽管如此，按上列开支， 每亩也只凑到一千一百七十八斤，“与上报的一千五百九十八斤差四百二十斤”。 　　悬殊这样大的问题，我们反复进行讨论，群众中了解，召集各家座谈， 共同的答复是：谷子长得好得很，增产硬是多，上报产量是实在的，没有虚 报，为什么悬殊这样大呢？ 　　报告回答，因为“毛谷子水分重”，收中稻时下雨，“谷衣子（即谷叶）特 别多，特别重”，“霉烂严重”。如此交待了每亩四百二十斤的差额后，“我们 思想上放下了一个包袱”，事实证明“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确实是事实”。 　　胡编乱造的种种开支，加上虚报的征购，留粮的假仓，风掉的瘪壳，谷草， 水，巨额的霉烂，终于将大糊涂账摆平了。郫县县委据此发出一份宣言： 　　红光社——永远是一面红旗。 　　怀疑派硬说五八年不是大丰收，红光社让水稻亩产一千五百九十八斤的 铁的事实，给了反对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红光社真正是一个好社。第一、征购超额完成得好；第二、生活安排得 好；第三、群众生产搞得很好，那些怀疑征购完不成，生活搞不好，五九年 不能更大跃进的种种谬论，应当从这个事实中清醒过来。 　　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全体社干同志们：县委号召你们学习红光社， 争取当个三好社。 　　告诉你吧怀疑派、反对派，你们的算盘打错了，你们的诡计永远破产了。 　　红光社的全体社干社员同志们，祝你们继续鼓足干劲，争取更大跃进， 永远是一面红旗。 　　中共郫县县委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一九五八年，温江地区粮食征购实绩为十二亿多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 之十六，大大低于最初计划增长一倍的要求。不过，达到这个数字已经够艰难了， 至少多征购的将近两亿斤，完全是从农民口中掏出来的口粮。 〖注１〗《中共温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同志错误言行材料》，一九五九年 九月二十日。 〖注２〗地委干部梁进学关于安仁公社粮食工作给宋政委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二 月二十八日。 〖注３〗中共华阳县委办公室：《关于中和乡朝阳四社粮食情况的调查材料》， 一九五九年三月七日。 〖注４〗叶成章：《对刘致台同志五八年在郫县粮食工作上的态度和问题的揭发》， 一九六四年十月。 ※※※※※※※※※※※※※※※※※※※※※※※※※※※※※※※※※※※ 本期编辑：方舟子 本期校对：一华 审　　稿：阿飞、笨狸、赋格、古平、虎子、唐郎、杏儿、亦歌、应帆 技术支持：东风不败、时空、杏儿 联系人：　方舟子（fang@xys.org, fang@xys2.org） 投稿邮址：editors@xys.org, xinyusi@yahoo.com 联系地址：New Threads Chinese, P.O.Box 26194, San Diego, CA 92196, USA 发　　行：新语丝社（New Threads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国际刊号：ＩＳＳＮ　１０８１－９２０７ 刊物版权归新语丝社所有，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欲转载者请与本刊联系。 存　　档：WWW: http://www.xys.org（http://207.152.99.201） 　　　　　WWW: http://www.xys2.org 　　　　　ftp: xys.org/pub/ 订阅《新语丝》和“新语丝之友”，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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