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 ※　　　　　　　　≡≡≡　新　≡　语　≡　丝　≡≡≡　　　　　　｜跃｜ ※　　　　　　　　　　（ＮＥＷ　ＴＨＲＥＡＤＳ）　　　　　　　　｜进｜ ※　　　　　　　　　　　　　　　　　　　　　　　　　　　　　　　｜纪｜ ※　　　　　　　　　　　２０００／０６（增刊）　　　　　　　　　｜实｜ ※　　　　　　　　　　　　一九九四年二月创刊　　　　　　　　　　｜三｜ ※　　　　　　　　　　　　　　　　　　　　　　　　　　　　　　　·－· ※　　　《新语丝》为文化性综合刊物，登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科　※ ※　普等方面稿件，目前设四个固定栏目：【牛肆】（随笔、评论）、【丝　※ ※　露集】（诗歌、散文、小说）、【网里乾坤】（文史哲、科普知识小品　※ ※　）和【网萃】（个人或专题选集）。本刊每月十五日出版，并不定期出　※ ※　版专题增刊。今年六月份增刊《大跃进纪实》于六月一日陆续出版。　　※ ※　　　　　　　　　　　　　　　　　　　　　　　　　　　　　　　　　※ ※　　　本刊家页国际版：ｗｗｗ．ｘｙｓ．ｏｒｇ　　　　　　　　　　　※ ※　　　　　　　国内版：ｗｗｗ．ｘｙｓ２．ｏｒｇ　　　　　　　　　　※ ※　　　　　　　　　　　　◆赞◆助◆单◆位◆　　　　　　　　　　　　※ ※　　　汉林网上书城：ｗｗｗ．ｈａｎｌｉｎ．ｃｏｍ　　　　　　　　　※ ※　　　ＰＳＩ留学生服务公司：ｗｗｗ．ｐｒｏｓｅｒｖ．ｏｒｇ　　　　※ ※　　　　　　　　　　　　　　　　　　　　　　　　　　　　　　　　　※ ※※※※※※※※※※※※※※※※※※※※※※※※※※※※※※※※※※※ ◆　　　　　　　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节选三） 　　　　　　　　　　　　　　　·东夫· ◇　　　　　　　　　　　　　　苦寒冬春 　　川西坝子的冬天，是一年四季最难熬的季节。仅仅从气象显示，你是体会不 到那份难受的。气温很少到零度以下，听不到北风呼啸，偶尔下几粒雪，一沾地 皮就化了。但是你见不到太阳，几乎整个冬季盆地都笼罩在浓重、低垂的乌云之 下。空气中注满了水，说不清是霜，是雾，还是雨，当它们慢慢降落到地面，就 把道路变成一片泥泞。屋里屋外，旯旯角角都浸泡在冰冷的湿气中，那是一种无 所不在的、无法驱赶的、钻心透骨的阴冷。那时候，整个温江专区没有一间带暖 气的房子，机关单位和家境好一些的城里人有时烤烤炭火，乡下人把烘笼夹在胯 下取暖。它是一种竹编的小提篮，提篮里装瓦钵，瓦钵里装柴灶烧剩下的木炭或 锯末，看上去有欠雅致，却是最节省的取暖方式。此外，抵御寒冷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淀粉和脂肪了。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不准社员开伙，家里没有木 炭，烘笼烤不成，何况有的地方灶打了，烘笼也收了。食堂再一关门，里里外外 捞不到一点热能，只有任凭寒冷肆虐。 　　这一年冬天，红光公社合作分社的一家农舍里，传出一阵凄凉的哀嚎。那是 六十多岁的老农何德山吃荞麦壳拉不出屎发出的，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划破阴冷的 天空，附近人家都能听到。没有谁能帮他一把，那声音在人们耳膜里撞击了三天 三夜之后，渐渐稀疏低沉，终于消失。 　　这声音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和严寒同时降临的饥荒正在冷酷地吞噬人的生命。 　　和全省、全专区一样，郫县这年的粮食征购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为了不让别 人再拿到虚报征购的话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征购工作完成得空前 的迅速彻底，而食堂无米下锅、关门大吉的现象也更加迅速普遍地出现。当地委 发现事态严重，于年底拨下救济粮，他们竟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姿态拒 绝接受。虽然地委拨下的那点粮食无力扭转大局，毕竟可聊解燃眉之急。这个无 可挽回的错误，加剧了饥荒造成的灾难。〖注１〗 　　如果说高征购造成的饥荒是不可抗拒和普遍存在的话，他们为领导新潮流搞 的一套荒唐把戏，更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让我们从毛泽东当年视察过的红光社 看看老百姓所受的双重灾难。 　　当年的红光社，现在是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还是当年的那些人口 和土地，不过支部书记周桂林那颗光头上的光环已经暗淡了。反右倾运动中他成 为批判对象，多次在会上被点名：“你周桂林，干劲不大，右倾！”有关领导早 就对他不耐烦了，如果不是那段光荣历史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劳模的头衔，早 就脱不了手。而他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风口浪头上，又不识时务地干蠢事，诸如 交征购“调皮”，叫他按作物连片的标准，把已经长起来的晚秋作物耕掉，他又 “装聋”。于是上面就派自告奋勇、干劲冲天的侯孝民等人夺权，让他和老保守 管区主任穆青云靠边站。郑功瑶给他打招呼：“你不要管红光管区的事了，侯孝 民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有点摸不着头脑，问县委书记高义禄“郑县长说了， 喊我不管红光的事”是何原因。高不作正面回答：“县委没有研究过，只是侯孝 民主动提出要来红光管区工作。”周嘟嘟囔囔说：“我又没有犯错误……”这话 让旁边一些人听来好笑。他一直没弄明白自己是共产党员为啥当全国政协委员， 疑心别人是否对他另眼相看，又傻乎乎地申辩：“我又不是民主人士……”于是 后来就给他安排了一项工作——种南瓜。种南瓜就种南瓜，在他看来也是重要的 任务，南瓜可以救命啊。可是又听社员议论“周社长在劳改”，他才终于明白自 己倒霉了。 　　其实周桂林受的这点委曲根本算不得什么。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 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 　　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 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 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 　　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 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 　　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 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 　　　　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 　　回来［杨在外无吃的肿病甚重］……［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 　　会，叫杨站到五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求情不允，斗争后吓慌又 　　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当支书后，认为管区的右倾还反得不彻底，又和县委驻社 干部一道，“变本加厉”大反右倾。 　　这一年，红光管区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入冬以来，食堂要么停伙， 要么半死不活。食堂不开伙，人总得想办法活。有的食堂眼看难以为继，不得已 把剩的一点粮食分了，让各家多对付几天日子。政府早就动员，在房前屋后，沟 沟坎坎“见缝插针”，口号如“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信誓 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 隙创造着苟延性命的奇迹。 　　食堂停伙，家家户户冒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倒退活动。管区领导： 　　“以宰资本主义尾巴和反隐瞒私分、贪污盗窃为名，普遍对社员搜家、搜粮、 收锅和收‘见缝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 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一度造成农村秩序大乱。” 　　这是一场真正的浩劫。靠食堂就得饿死，靠政策允许的那一点点生存机会， 又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宰掉，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一九六Ｏ年一月，管区食堂全面停伙断粮，管区领导召集各队开部召开“收 锅誓师会”，布置连夜突击收锅。干部冲进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可食之 物一卷而空，见锅就提，一时间告饶声哭骂声响成一片。 　　　　一队女社员袁木清，儿子得了肿病，需要早晚烧火烫脚和煮些吃的，向 　　前来收锅的管区副主任刘贤松等跪着哀求：“不要收我的锅，收了锅就断了 　　我娃娃的命根”。刘等不由分说，将锅端起就走，果然不久她儿子就病死了…… 　　与其说是收锅，不如说是收命。这一来，社员的一线性命全维系于食堂了。 食堂吃什么呢？几个月时间绝大部分吃白水煮菜，走投无路的人们象苍蝇一样地 死去。 　　一个阴冷的早晨，“五保户”刘大汉家中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听见哭声的 人一听就晓得准是刘大汉死了。没人有心思去安抚那个可怜的残疾女人。没多久， 那女人的哭声也渐渐消失。生产队干部命社员钟大朋去将两口子埋了。过去身高 力壮，如今也饿得偏偏倒倒的钟大朋将刘大汉两口子从家中拖出来，放在鸡公车 上一边绑一个，推到一个低洼处，掩上一层薄土。然后从公共食堂得到一碗稀饭 吃，这是他干这件活享受的特殊优待。吃了饭干部又命他去埋汪家两个饿死的人。 干完活当天晚上，钟大朋也一命归天。 　　无力掩埋的尸体有的在家中腐烂，有的横尸田野路旁，活着的人已不知道害 怕，当他们跨过横躺在路上的尸体时，“就象跨过一截木头那样”。 　　维系生命的那根线捉在干部手里，任何荒唐、蛮横的命令都得俯首听命，否 则不准你进食堂就行了。不参加开会不准吃饭，不参加大兵团作战不准吃饭，吊 二话不准吃饭，叫饿不准吃饭，给上面的人讲真话不准吃饭……要死都躲到旯旮 里去死。 　　甚而至于还有脸不洗干净不准吃饭。锅收了，十冬腊月烧点火洗脸都办不到， 不少社员蓬头垢面，满脸黑污，干部认为有碍观瞻，下令不洗脸不准进食堂，逼 得妇女娃娃天寒地冻在河沟里洗脸。其实洗干净也未见争光，洗去黑污，露出青 黄，依然红光杳无。 　　一九六Ｏ年二月底，郫县县委雄心勃勃的“丰产路”规划在红光公社全面拉 开战幕。成都至郫县沿公路两旁各两里地界内的农舍顿遭无妄之灾。那是共产的 时代，今天拆迁工作中的动员、赔偿、安置等等根本不存在。拆房队伍所到之处， 一声令下，攀屋揭瓦，推墙倒柱，好端端的房子倾刻变成一堆废料，废料还属于 管区，或卖或送到食堂当柴火与房主无关。房主不在，撬门拨锁，将衣服家具甩 出门外便开拆。房主归来，屋去财空，呼天抢地，徒唤奈何。一些抽调在外修铁 路、修电站的民工，回到家中妻儿老小房屋家具杳无踪迹，流着眼泪到处找。 　　红光公社在这次大拆迁中，共拆房屋六千多间，而红光管区已经不是第一次 拆房了，两年多来，这个原有四千来人的管区，共拆毁房屋一千二百九十间，被 拆去房子的社员，被迁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居住，拥挤不堪。第六生产队二十二户 社员住二十三间房子，“有的三姓人同住一间，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还 要围栏鸡鸭，实在又脏又窄又臭。”规划层出不穷，花样时时翻新，社员数次搬 迁。一生产队的鄢××，一年之内搬了七次家，其中有一个月搬家三次。和平管 区的甘大娘土改时分的四间房子拆掉后，两年之内搬家五次，最后一次住进牛圈， 还要她搬，她就“只好在屋檐下的石阶上过夜”。 　　这次拆房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把一些人吓坏了，他们想，与其让别人把产共 个精光，不如捞点算点。于是自己动手拆房子卖家具，然后挤到别人屋里去住。 声称：“现在只有身上穿的和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其它都是公社的”， “把东西整光了好当工人，成无产阶级，住洋居民点。” 　　说得好。公社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尽快由小私有者向无产者转化，变小 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让农民都住上洋居民点。四 川省城市规划设计院一年前年就为红光公社设计了居民点蓝图，那上面有整齐的 楼房，宽阔的道路和林荫带，文化、体育、福利、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 污水处理厂，其周全完备，连九十年代的城市小区都远远不及。不幸的是，把农 民变成无产者倒是很快实现，洋居民点还无影无踪，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是缩 小而是扩大了。 　　拆房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搞作物连片，整齐划一，以利“机械化耕作” 和观瞻。本来各处田里该种什么，是根据土壤等诸方面情况长期形成的，现在全 部打乱。管区干部别出心裁搞了个“三集中”，第一集中烟、麻，第二集中洋芋， 第三集中蔬菜，已经种上的作物，不在规定区划内的统统犁掉。结果种出的烟叶 没巴掌大，八十亩田当不到过去十亩的收成；集中种的洋芋又少又孬；全管区的 瓜、菜种子集中到管区“蔬菜队”，未待下种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一切瞎折腾都是为了应付检查。上边通知搞“堆肥运动”，管区领导下令从 田里取土，在田边路边堆八尺长，八尺宽，五尺高的“土肥堆”，不分白天黑夜 连续突击，完不成任务“站起说，跪倒说”。管区用田土造假堆肥哄上面，社员 为完成任务作假哄管区领导。在拌桶上糊上泥巴叫“肥料方”，坟包上糊泥巴叫 “肥料岗”，草堆上糊泥巴叫“堆肥大王”。检查一过，取土还原，徒劳一场。 　　一边在造假堆肥应付检查，一边又有中央卫生检查团驾到，他们又是见不得 什么“一亩一堆、十亩一凼”，到处见肥见粪的。管区领导连夜布置，各队干部 带领社员沿参观沿线填灭粪坑，当晚必须完成。时间紧迫，社员来不及将粪坑中 的粪水担出来，就地挖泥将四十多个粪坑填了。检查团沿线巡视，满意而归。 　　劳师动众造假肥，劳师动众填真肥；还有几百人在毛泽东走过的“幸福田” 里搞夜战，火把映红半边天，哄闹一夜什么都没干；规定小麦不用镰刀割，要用 麻刀砍，据说苏联人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砍得遍地麦穗；为了密植，多栽几百亩 秧母田，秧子用不完，秧母田放荒；下放给社员的毛猪又收回，集中到管理区搞 大型养猪场，几乎全部死光…… 　　这一切，无异于强迫处于绝境中的农民自掘坟墓，彻底摧毁了他们对未来的 希望。这一年，红光管区三分之一土地荒芜，庄稼地里“野草丛生，与禾苗争 茂”。一个冬春，全管区死亡八百多人，约占公社成立时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 中二生产队全队三百七十多人，死去一百四十多人。 　　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整个红光公社都在发生同样的事。而所有令人不可思 议、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人的生命毁灭。 　　　　红光管区所在的合兴分社，三十二个食堂发生停伙的有二十一个，其中 　　十个停伙五十天以上，九个停伙三个月左右。公社成立初，全分社人口为一 　　万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到六Ｏ年底只有八千七百六十七人，其中死亡二千四 　　百Ｏ八人，另有二百一十九人“不知去向”。 　　　　如高叔云食堂“共五十多户”就死亡八十多人，正月初一那天就死了四 　　人，有的人死在床上三四天都无人埋，有的拉出门就埋在屋檐下，至今（六 　　○年底）在院坝中还可见到坟包。 　　记录在案的材料里，不乏令人心酸之事。一九五九年冬，犀浦分社幸福管区 （即刘少奇曾经视察过的幸福社）陈素珍生孩子刚满月，没有奶，千方百计搞了 点米面，偷偷在家里给孩子煮吃的、烧水洗。被干部撞见，不由分说提起锅把火 泼灭，把锅和家里的米全部搜走。她男人正生病，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几天就死 在外面。她家喂了十只兔子，她的几个大孩子在田里摘苕菜喂兔子，干部就叫人 到她家把兔子全部没收。 　　陈素珍一家陷入绝境，她打主意先把孩子弄死，自己再一死了之，被邻居张 金山劝阻。万般无奈，她把最小的孩子带到成都八宝街丢弃。几天后，她实在忍 心不下，又回成都去找孩子，被认为是“流窜犯”，一关二十八天。放出来后她 从派出所领回孩子，带回家几天就夭折了。 　　这就是红透半边天的红光公社人所不知的另一面，和铺天盖地的颂扬吹捧、 上至中央首长、外国贵宾车水马龙的参观检查同时发生的一切。乍想起来，其瞒 天过海的本领出神入化，其实是仰仗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弄虚作假的本领日趋 纯熟，现在更是有恃无恐，内部敢怒不敢言，外部装疯卖傻，成全了他们化腐朽 为神奇的功夫。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朱德到老红光社视察的前几天，公社做了以下的准 备工作：将沿路有碍观瞻的东西清除殆尽——包括政治上“不干净”、嘴巴不牢 靠乃至饿得形象不佳的社员。当天，他们被集中到离参观路线十多里远的几个大 院子里，由持枪民兵把守，直到朱德离去才放回。朱德见一路人烟稀少，问陪同 的社队干部是何故，回答是“搞大兵团作战去了”。管区的食堂做了够上百人吃 的大米饭，吃饭的只有十多个人，朱德话中有话地问：你们这几个人吃这么多饭 啊？曾经见过毛泽东的女孩王祖云有幸吃到这顿饭，她后来说，那是她一生吃得 最香的一顿饭。 　　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有如此胆量。 　　　　［她］曾布置过，在边界发现的死人，和崇兴毗邻的就抬到崇兴境内， 　　和成都郊区毗邻的就抬到成都郊区境内，以丢尸灭迹。 　　专区百货公司下放干部张玉良向她反映死人的情况，她一句话就打回去： 　　“人是咋个死的？没有人，那么多生产是谁搞的？” 　　象张玉良这样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不止一个。一九六 Ｏ年三月二十一日，郫县城关派出所所长谢绍清带工作组到犀浦幸福管区“突击 落后”，这个初级社时曾受到毛泽东赞扬，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刘少奇视察 过，土地肥得流油的地方，眼下已满目凋敝，死人累累。谢下来前，县监委副书 记白官和要他调查一下死人的情况，谢做得很认真，逐个生产队找队长、事务长、 炊事员、治安员开座谈会，调查核实后由提供情况者签名盖章，填写了统计表格。 调查结果，全管区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Ｏ年三月止，死亡七百六十四人， 约占管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并且不包括外出人员。 　　与此同时，省卫生厅干部谢波正率四十多人的医疗队在犀浦搞“卫生防病试 验田”，他们一九五九年底来，病人越医越多，人越死越多，人人焦头烂额。见 县上有人敢来捅马蜂窝，自然积极协助。谢绍清把统计表格填好，谢波便要去底 稿，又拿去给省委宣传部在红光公社调查的张国维、胡俊德看，张、胡二人看后 倒抽一口冷气。“考虑到非正常死亡是个大事”，他们便去找郑功瑶汇报，以期 引起公社重视。第一次，郑说“忙得很”，叫他们给公社干部李伯元谈，李伯元 一脸的见惯不惊。无可奈何，他们感到还是要给郑反映才行，第二次到公社去找 她，说是到幸福管区去了，张国维、胡俊德打电话找到她，一再申明事关重大， 须向她当面汇报，考虑到“郑县长”日理万机，又提出到管区来找她，郑表示同 意。二人气喘吁吁赶到幸福管区，郑又说“不空，要开电话会了”。 　　张、胡二人按下心头的愤怒，请郑指定一个同志接受汇报，她就指了公社办 公室的一个女孩子。他们将情况给那女孩子谈了，请她一定转告郑。这是四月二 十日，二人当天赶回省委宣传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如实反映在红光公社犀浦 分社万福、幸福、跃进三个管区的肿病情况，揭露：公社上报的肿病人员数字大 大低于实际发病人数；没有按省委的规定解决病人的医药费；非正常死亡（这是 当时饿死的代称）情况严重。报告列举了卫生厅工作组提供的幸福管区的死亡数 字。 　　材料反映的情况迅即反馈到郫县县委和红光公社，引起一阵慌乱。县委书记 赵金波和郑功瑶找到卫生厅工作组的谢波，要他打电话到宣传部“把事实更正一 下”，质问谢“你们是不是有右倾？”谢反驳说，幸福管区的死亡数字，是你们 县上工作组统计的，更正什么？谢波不打电话，郑只好屈尊，给被她数次挡驾的 胡德俊打电话： 　　“你们反映的情况，公社党委已查了一下，有出入。死人问题是县上一个同 志搞的，那个人政治上有问题，鸣放时犯过错误，这回他专门来查死人，实际上 没有那么多。” 　　可以布置把死人抬到别处地界上的郑功瑶，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她的自 信心建立在这是一个谁也不敢声张的政治问题上。说“死人”犯忌，“专门调查 死人”更犯大忌，她根本不去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如果有谁胆敢捅出去，就找谁 算账。 　　城关派出所长谢绍清不幸犯了大忌。其实他并非不知道风险。县上工作组到 幸福管区“突击落后”一共是四人，到调查死人情况时，有两个便找借口溜了， 只剩县农机局搞人事工作的女干部刘芸兰跟他一起调查。四月十一日填好表，十 五日到公社汇报，郑功瑶又不在，公社办公室主任杨玉章说：“反正就那些情况， 你们交上去就算了”。虽有杨玉章这句话，谢绍清倒底觉得事情可怕，回到县上， 打发刘芸兰到县委组织部交统计表，刘也不傻，说：“二天整错了，怪我”。谢 便自己去交了。 　　谢到县委交材料时，遇到给他布置调查任务的县监委副书记白官和，白专门 问到幸福管区四中队死了多少人，谢说八十一人，白说：“我调查的是八十四人， 差不多”。谢差不多放心了，他始料未及的是，问题出在将调查情况透露给了省 卫生厅工作组。郑功瑶打电话到省委宣传部“澄清事实”后，县委书记赵金波把 谢绍清叫到县委，劈头盖脑一顿训斥：“死人情况是你搞的吗？你是公安人员， 党员，连这点立场都不要了！乱搞嘛，乱搞汇报，给公社党委也不汇报，就给省 委报了，我和县委都不晓得！”谢说，他没有向省委汇报过，只是给卫生厅工作 组留了个“底子”，赵说：“你知不知道卫生厅工作人员的政治情况？那些人都 比较右的嘛。” 　　郑功瑶向省委说谢绍清有政治问题，赵金波说卫生厅工作组有政治问题，反 正谁说饿死了人谁就有政治问题。他们是有根据这样说的，赵让谢明白这一点， 说： 　　“省委对郫县提出了批评，还问过我，人只有生得多，哪有说死得多呢？是 否死这样多人，要一个个调查过！是谁布置的？” 　　听口气显然来头不小。谢又害怕又觉得冤枉，申明是“县监委白书记布置 的”。赵把白叫去问，白承认布置过，赵就对这位比他早入党五年的县委监查委 员会副书记交待：“你这当中有问题，你的问题今后处理……” 　　根据省委人只会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指示精神，县委对 幸福管区重新组织调查，结论是只死了一百六十四人，死者绝大多数是老人。原 调查者“丧失立场，找伪乡长、反属、落后分子、富裕农民”调查，多报六百人。 县委书记高义禄在会上作结论：“两种观点，两种调查结果……原来的那个人是 攻击性的调查。” 　　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死的可以变活，谢绍清就必须交待他为什么没有把 死人变活的立场问题，数次批斗。县公安局萧局长开初还给谢通风报信，叫他 “以后要注意”，这时候不得不转变立场，要谢交待调查死亡情况的“虚报浮夸” 问题，严肃指出：谢的调查是要说明饭吃不饱，死亡的根本原因是营养不良，实 质上是推翻“三个万岁”（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给反革命、富 裕中农留下借口，谢“检讨得好有前途，检讨不好就是自己的事了”。谢当然还 是想有条生路，承认立场有问题，不该听“坏人”的话，把死人统计多了。公安 局最后决定，“开除谢党籍，建议行政严肃处分”。 　　眼见火烧到自己身上，卫生厅工作组长谢波敢紧找到卫生厅长潘阳泰解释， 说事情是县上工作组搞的，我们“只是配合”。潘说，把工作组撤回来算了。但 谢的账并没有清，不久，一纸调令，这位二野的老卫生战士，又刚刚从川医毕业 调卫生厅工作的干部，就举家到大凉山去了。 　　幸福管区挨着金牛坝招待所，自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后，川西坝子这个好去 处就名声在外了，这年春天，先后有四位元帅──朱德、贺龙、聂荣臻、罗荣桓 光顾。就在谢绍清在幸福管区调查死人情况的四月的最后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住进了招待所，招待员们被告知，刘主席这次主要是来 “休息”。正是川西坝子春光融融的美丽时节，他却没到因他曾经视察过而取名 幸福管区的老地方去走动一下，不过他即使去了，看到的也不会比三月朱德在红 光管区看到的多，谢绍清在幸福管区了解的情况半点风声也传不到他耳朵里去。 　　李井泉这一段在金牛坝住的时间也很多，刘少奇夫妇住在金牛坝一周时间双 方没什么来往，和毛泽东在成都时寸步不离形成鲜明对比。到周末的时候，他就 把他的七八个孩子接到招待所。这是招待员们的幸福时光，他们因此有理由大展 烹调手艺，并趁机会给痨肠寡肚添点油水。后来给李政委识破了，“做这么多干 什么？”他骂道：“就是想吃不完你们好吃！”把招待员蒋富全骂哭了。 　　虽然不准别人说饿，自己饿了还是难受。往往不准别人说饿的人，自己是很 注意补充营养的。一九六Ｏ年春节，郫县县委伙食团事务长陈嘉民到县城附近晨 光公社幸福大队通知杨洪魁，叫他到县委会餐，这位前崇宁县委书记自从被打成 “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就被下放到这个邓小平两次视察过的大队劳 动。陈嘉民劝他说：“他们天天吃油大，你回去吃嘛”。杨洪魁狠狠咽了一口唾 液，说：“你回去给他们讲，我不去！” 　　不能不说别人也是一番好意，但这位全家几乎被日本人杀光，十四岁就参加 八路军的硬汉子没法去吃油大。这年过年，他所在的二队食堂弄了十几斤米，准 备煮一顿苕菜稀饭给大家过年，半夜被偷了。一户从城里下放当农民的人家，两 口子加两个男孩子活活饿死，仅剩下一个女儿被亲戚救走；一个小队长见到热锅 里的油，不顾死活勺起一瓢往嘴里倒，当场烫死……这时候，他和社员一样，天 天吃苕菜吊命。“正直的共产党人天天掉泪，国民党时期也没有这样死过人啊！” 他后来说。 　　上面有上面的吃法，下面有下面的吃法。只要“站稳立场”，按上头要求的 那一套办，怎么搞都行的客观现实，给社队干部混水摸鱼、多吃多占大开方便之 门。社员食堂越惨淡，干部食堂越红火，从社员家中搜走的东西，进了干部的肚 子，集体的财产，首先满足干部的需要。社员形容“干部食堂酒肉臭，社员食堂 喝清汤。”话虽然说得过分，但一些干部和社员生活的反差确实太大了。在红光 管区： 　　　　当食堂趋于断粮，即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侯孝民等竟不顾群众死活， 　　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有些干部退出小灶，侯却批评他们 　　“不是一条心”。侯孝民还规定各队死了的牛都要送到干部食堂，几个干部 　　吃了牛肉二百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一百五十斤重的猪，干 　　部食堂就拿去九十多斤…… 　　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 功瑶，这一年他们终于结为夫妻。另一对是合兴分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曾经和毛 泽东握过手的游福群，后来她当了独拍管区的支部书记。刘也是有妇之夫，但一 直未能离婚。二人的关系尽人皆知，他们甚至有了一个孩子，这种事在当时是极 不光彩的，但上面似乎表现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刘长期驻独拍，和游并肩战斗， 他们的干部食堂伙食也开得不错。 　　　　……甚至连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六Ｏ年过 　　元旦，杀了一只猪重一百三十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六十斤，当时全管区六 　　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菜，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筵席 　　三桌，为其一周岁的私生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 　　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六十斤鱼，刘、游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三 　　十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 　　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 　　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 　　“上面买笑脸，下面整群众”，只要把上面的笑脸买到，群众怎么整都行。 社员偷偷摸摸在家头煮点吃的，一听说干部来了，如闻鬼子进村，灭火的灭火， 藏东西的藏东西。没有吃的，到田里摘苕菜，干部一来四散狂逃。幸福管区十七 岁的邱立根── 　　　　人很老实，摘苕菜被［干部］追到水沟里，连吓带饿带伤，几天就死了。 　　　　红专学校（实际上是青少年劳动营——作者注）十多岁的孩子郭全生， 　　因解便误了点名，干部去查找，郭害怕××打人，回头便跑，××就顺手捞 　　起钉耙，追上去一耙把郭勾了过来，棉衣都剁穿几个大洞，致便腰部受伤， 　　回去两三天就死了。 　　　　队长张××常常带着武装人员，深夜敲门，挨户搜查，捉鸡捉鸭。 　　　　他贪污了生产队卖谷草的一百多元，却诬陷一个富农的小女孩偷了，将 　　她弄来吊打。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红光管区七队女社员兰秀芳在田头偷谷子，××发现 后，“便将兰的下身脱光，令其站在板凳上叫男社员去看”。 　　取缔市场交易，宰资本主义尾巴，阻止农民进城，维持治安抓小偷、抓流窜 犯等等，给干部以拦路抢劫的借口。 　　　　……有的干部到公路上设立关卡，以“维持治安”为名，拦劫行人财物， 　　脱行人的衣服。八队队长叶××在马路上设卡时，拦劫过往农民和小商贩不 　　少鸡鸭鹅兔，拿到八里桥代销店大吃大喝。二队队长秦××在路上搜查农民 　　叶大洪女人二十四元和几斤粮票，反说别人是偷来。社员进行反对，干部…… 　　说什么“要宰你的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共产主义，啥子你的我的”，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没有个人的，都是集体的。” 　　干部为非作歹，群众切齿痛恨，干群关系恶劣到极点。红光管区大权独揽的 侯孝民，被群众暗中叫做“侯爷”、“侯刮鼻”、“侯代召”。管区五队社员胡 ××痛恨干部搜家，捉了一条活蛇放到坛子里，干部到他家翻坛倒框搜粮食，差 点被咬了一口。 　　一九六Ｏ年一个冬春，红光管区少数社员有幸见到一次油荤，那是在三月十 六日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两周年的宴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书记高义禄等 各级干部齐聚红光管区干部食堂，“特别席”鸡鸭猪牛一应俱全。当年见过毛泽 东的社员沾光座了普通席，但是有人已经永远享不到这份福气了。〖注２〗 　　这一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以先进地区支援落后地区干 部的名义，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这一年，郫县干部官运亨通，八月，刘致台升任温江地委副书记，高义禄任 县委第一书记。 　　这一年，李井泉登上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年底重建中共中央西南局，李井泉 任第一书记。 　　这一年，从合作化初期就在红光社蹲点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不堪回首。 二十八岁尚未成婚的她停了月经，她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红光管区第五生 产队步行十里回县城，叫醒县委食堂的炊事员，好心的炊事员总是能给她找出一 点可吃的东西，一碗粥，几个连麸的馍馍什么的，有一次她竟一口气吞下十个米 糠馍馍。吃完东西，又连夜赶回生产队，生怕别人知道。在那些黑夜里，她不怕 鬼，不担心歹徒袭击，最令她毛骨耸然的是横卧路旁的死人，冷不防就出现在面 前，有的还在嚅动呻吟，除了赶忙离开，她什么也不能做。 〖注１〗郫县到一九六Ｏ年二月最终接受并下拨了地委分的救济粮，比其它县晚 了两月。 〖注２〗本节资料来源：一，《中共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在郫县红光社红光管理 区贯彻中央紧急指示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郫县县委整风整社工作 组：《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生产队的排队情况》，一九六 Ｏ年十二月十九日；《红光公社合兴分社整风整社工作第二阶段情况简报》，一 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三，温江地委组织部：《郫县红光公社干部问题调查记 录》一九六一年一至十二月等。 ◇　　　　　　　　　　　　　　饿痨病 　　从一九五九年年初开始，一种“奇怪”的病症开始在川西坝子流行。患者先 是下肢踝部肿大，渐次上升到小腿乃至全身，用手指在浮肿的部位轻轻一按，就 会出现一个经久不散的圆坑。严重者浑身像一只注足了水的尿泡，黄亮透明，然 后又像给放了水似的干瘪如柴。如此一胖一瘦，几经反覆，人就抽筋断骨般瘫软 下来，极度衰竭而亡。 　　这种病很怪，不烧、不吐、不咳、不痛。会泻肚子，排泻物中却分离不出肠 道病菌，什么神医怪手，仙丹妙药一概无效。患者只要一息尚存，胃口均好得出 奇，而且只要有东西下肚，哪怕稀粥一瓢，即收回春之效，如果每天有吃有喝， 再重的病人用不了几天就活蹦乱跳了。 　　谁都知道这是什么“病”，谁都不准说这是什么病。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首 先不准说。甚至可能引起饥荒联想的词汇如“营养不良”“水肿”“热量摄入不 够”等等都必须避讳。但是病情大量蔓延，“劳动力”巨减，人心惶惶，又不得 不加以重视和处理。从五九年初开始，省上医疗卫生部门连续组织医疗队、调查 组到各地调查防治，又是统计化验，又是查找原因，又是寻找治疗方法，很忙碌 了一阵子，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扑灭”肿病，不如说是为了扑灭真正病因的舆 论，需要他们做的实际上只有一件事：证明肿病不是饥荒造成的。 　　作为专业人员，他们的日子太难过了，他们的职业道德、科学常识、做人的 良心都被强奸和扭曲。要你去调查，又不准你说真正的原因，还要违心地提供伪 证；要你去治病，又得不到路人皆知、非其不可的良药。一个个牢骚满腹，心灰 意冷。 　　他们面临的处境已非昔日。一九五四年在崇庆县调查肿病说了真话的省卫生 防疫站总支书记郭嘉陵，事过不久被降为副站长，连总支委员也不是，反右时又 差点没脱到手。眼下他正带卫生工作团在仁寿检查工作。一九五九年七月，到仁 寿调查的省委书记阎红彦问他肿病是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地说，因为热天在地 里干活，生水冷水吃多了。阎追问：为什么往年也吃生水冷水没得肿病呢？郭嘉 陵不敢开腔了，他摸不清这位首长用意何在，是想听真话还是诱他入围。 　　阎红彦火了，猛地站起来指着郭那张躲躲闪闪的面孔：“你怕什么嘛！向我 汇报都不敢讲真话……有什么说什么嘛！” 　　郭求之不得，骂到心坎里去了。他省去一切解释，回答：“一天一斤米、二 两肉，二两白糖，半个月就好了……” 　　阎红彦下令赶紧拨粮。受到鼓舞的郭嘉陵迅速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仁寿县 肿病发病一万多人，原因“可能与营养不良有关”，治疗措施是办好食堂，保证 吃粮，“尽可能多给病人吃些肉、糖、鱼、蛋……和豆类食物”。一个多月后， 反右倾开始，郭被打成右倾，下放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劳动。 　　因为有一九五四年的前车之鉴，温江专区医疗卫生人员更不敢去揭阿Ｑ头上 的癞疤。一九五九年五月初，有关大规模肿病暴发的情况传到地委。报告说，金 堂县竹蒿区发现严重的“脚肿病”和拉肚子的现象，人数达数千之多，有的生产 队男女老幼无一不肿无一不拉。经卫生部门调查了解有以下原因：“一，天气热。 环境卫生又没搞好；二，有些食堂饭菜没有煮熟；三，食盐不足”。金堂县委称， 他们了解到邛崃县有医生可以治好这种病，已派人前去学习。行署专员宫韫书郑 重其事地在报告上批示：“希各地注意，卫生运动是非常必要强调一下。”〖注１〗 　　邛崃县的单方偏方也好，多吃盐巴也好（后来证明更坏事），大搞卫生运动 也好，统统无济于事，有关金堂肿病的消息从各种渠道不断传到地委。到年底， 随着大规模死亡的暴发，肿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山区到平原，乡下到城 镇，平民百姓到机关干部乃至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肿胀起来，大家都明白了这 其实不叫病，而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生理反应。而医学界内部人人都很清楚， 用医学术语讲，叫做“无条件营养不良”，说直接一点是“饥饿综合症”。用老 百姓的话说就是“饿痨病”。专区卫生局长高吉辰带工作组到金堂竹蒿区防治肿 病，煞有介事进行各项体检，老百姓被搞得不耐烦，说，医生，我这个病只要吃 “大白丸”（大米）就好了。 　　越是尽人皆知，越是急于掩饰。一九五九年底，一直在闹肿病的金堂县肿成 一片，由于“肿”和死总是相伴而至，引起农民对这种可怕病症的恐惧，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无能为力，唯有向上反映求助。于是县委派出一个“防治血吸虫病、 钩虫病”小组到反映最强烈的土桥区进行“扑灭”。首先是扑灭“肿病”这个使 人联想到饥饿的字眼。因为饥饿不仅导致水肿，还会引起许多并发症，凡是有并 发症的，统统归结为并发症；没有并发症的，就追问病史，硬往老病上栽。如果 又无并发症，又没有病史，也有办法“扑灭”。抱孩子的妇女，是“生娃娃足 肿”；生冻疮的，自然会肿；脚上有伤口，叫“外伤性脚肿”；皮泡眼肿的，是 因为“熬夜”；脚肿的是脚气病引起脚肿……还有一个一网打尽的办法：浮肿的 人肠道功能衰竭，总是会拉肚子，那就是“消化不良”的原因。医疗组在某管区 搞了个典型调查，原报告的八十一个肿病病人，被重新确诊为钩虫病、肾脏病、 心脏病、消化不良、足气病等，一个肿病都没有。 　　在把大部份浮肿者从“肿病”中剔除后，医疗组乘胜追击，通过“拜访贫 农”，证实“肿症”是历年就有不是今年骤然发生的，从一九五Ｏ年以来，这里 年年都有脚肿病发生，今年的患者，还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少。 　　医疗组调查后作出结论：肿症病因为钩虫病、结核病、肾脏病、消化不良、 足气病、皮肤病、蛔虫病等等。下面缺乏知识，夸大病情，“见肿就归于脚肿病 报，所以造成人为紧张”。采取的措施是“彻底搞好环境卫生；不准吃腐败食物， 死猪必须埋掉；人粪全封闭储存，不准新鲜人粪下地；彻底治疗钩虫病；组织医 务人员划片包干负责，限期半个月扑灭。”〖注２〗 　　不难想象这些张冠李戴、隔靴骚痒的措施有什么效果。最令群众痛心的莫过 于把死猪埋了。他们最喜欢猪死，死了好吃肉，活猪连国家任务都交不够，根本 没他们吃的份，实际上埋了的死猪多半被偷挖起来吃了，比吃刚死的更不卫生， 即使如此，也强于上述任何“措施”。 　　在官方，最早公开把这层纸捅破的是省长李大章。他在一次会议上讲，他在 苏联留学时粮食很紧张，每人配给很少一点黑面包，到后来不少中国同学的脚都 肿了。一九五九年年终的那次电话会议上，他特别提到“水肿病”的问题。他说， 各专区都反映了水肿病的问题，“比例是不少的”，对这个病，目前认识上还不 一致，医务卫生部门强调多少粮食发生多少热量，但是又不敢公开这样讲，而有 的人又不同意这种讲法，认为粮食是吃够了的，不该发生水肿，当然这个争论我 没有研究，要说粮食供应、生活的安排，完全没有点关系，恐怕这个结论不好下， 如说所有的病都是粮食吃不够，这恐怕有问题。粮食又少，如果生活又安排不好， 会影响身体健康，这样说法恐怕毛病不大…… 　　话虽然说得婉转，意思是一清二楚的。最高领导层终于有人站出来公开说明 事实真相，使许许多多早就憋了一肚子话的人为之一振。而且反映肿病情况，较 之于直接反映死人又隔了一层，说“肿病”，“得肿病死亡”，总比说“营养不 良”、“饿死”好听得多。一九六Ｏ年春天一到，各地的肿病报告雪片般飞舞， 省委派到各地的工作团，也纷纷反映这个问题。红光公社死人问题，正是这个时 候由省委工作团以“调查肿病”的名义捅出来的，不幸的是他们捅到了李政委的 后院。 　　纸越来越包不住火了。一九六Ｏ年四月，省卫生厅长潘阳泰率专家学者赴雅 安地区调查肿病，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流行病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病 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营养学、临床学”诸方面综合考查。把一个 简单明了的事实弄得如此复杂，也许是想从中挖出点别的原因，把肿和饿加以区 别，结果却令人失望。潘阳泰不得不向李井泉报告“死者病理解剖呈现内脏组织 萎缩和耗竭状况等事实”，证明肿病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 　　六月六日，也就是潘阳泰的报告送交李井泉二十四天后，省委终于批转了这 份报告，批示说，省委“基本同意”报告的意见，肿病的—— 　　　　直接原因是劳动量增加，营养量有所减少，或减少过多引起的……这是 　　因为大跃进以来，本应保持一定的营养量（即热量），才能使劳动得以继续 　　维持下去；但是，因为渡过灾年和其它主观原因，使营养量有所减少，使一 　　部分体力较差的人身体受到影响。加之在人体内的钩虫和蛔虫，又要吸取人 　　体的本来不足的那部分营养，使得原来有钩虫，蛔虫病的人最易得肿病，这 　　就是肿病发生的近因和远因。〖注３〗 　　比大姑娘说“我爱你”还扭捏。 　　但总算说出来了，下面终于有了面对现实的可能。省、地、县三级“除害灭 菌领导小组”相继建立，集中力量抓肿病、妇女病的治疗。公社、管理区普遍成 立了“肿病医院”，各级医疗卫生部门组织卫生队伍下乡支援，声势浩大，行动 迅速，大有短期内将肿病扑灭之势。 　　这是不可能的。既然承认肿病是营养不良，根本的治疗办法当然是加强营养， 多吃粮、肉、油，问题恰恰在于拿不出来，一切赖以维持人体生存的物质极度紧 缺，规模庞大的工业跃进尚在拼命支撑，农副业生产极度凋敝，肿病已经从农村 发展到城镇、工厂、机关和学校，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只有采取治标的办法， 绞尽脑汁延缓和减少死亡。 　　办法想得不少，首先是减少能量支出。这个好办，将饿得快死的人集中到肿 病医院，躺倒休息就是了。有钩虫、蛔虫的加以治疗，免得这些可恶的寄生虫争 夺“人体本来不足的那部分营养”。血色素减少，皮肤发黄，服用含铁的“红色 大补丸”；各种“消肿化湿”的民间单方偏方祖传秘方用以对付水肿。在最令人 头痛的增加营养方面，除了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额外补助麦麸、米糠、豆 类、杂粮等“营养品”，幸运的可以沾点糖、肉、油。用连麦麸面、细糠、糖合 在一起炒热的“康复散”效果奇佳，可惜能吃到这种药的人太少。一切办法都想 光用尽仍然不能阻止浮肿和死亡，就期待奇迹的出现。 　　一九六Ｏ年初简阳县棉丰公社有人想，水肿病人“寒湿”重，可不可以把他 放到蒸笼里去蒸，以去寒去湿呢？他们做了个密封的木箱，下面熬一大锅中草药， 把病人关进去蒸，声称疗效神奇。有关领导如获至宝，大肆宣传。省委在全省五 级干部会议上，组织棉丰公社作现场示范，要求在全省推广，各地肿病医院、正 规医院竞相效仿，纷纷设置蒸疗室。又有专家学者奉命考察总结，定名为“物理 保温室气疗法”。四川医学院党委组织五十多名师生，住在棉丰公社学习蒸气疗 法，帮助总结经验。学院建起了蒸疗室，进行临床治疗研究。《四川日报》说， 学生陈家福“肾炎”复发，“面部喉头及下肢水肿”，蒸了一次水肿就减轻了。 还说“医学院根据已经掌握的事实与科学资料，认为蒸气疗法不仅是一项有广泛 治疗价值的方法，同时是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学科学。” 　　话说得钉钉然，自然是因为有人反对。他们说，体虚的人澡堂里头泡久了都 要虚脱，水肿病人虚得要死，不蒸死才怪。有医生认为这是“虚性水肿”的大忌。 事情真是如此，病人活的进去，半死不活的出来，轻的蒸重，重的蒸死。提倡者 解释，那是因为蒸前没喝“定心汤”的缘故，所谓定心汤是红糖水、蛋花汤，当 然肉汤、鸡汤更好。人家就想，有这些吃何必用得着蒸呢？大邑县安仁公社搞了 八个蒸疗室，蒸死几个后，再也没有人敢进去，各处的蒸疗室都像这样废置了。 　　总而言之，是要找吃得少，又饿不死的办法。突然之间，一种单细胞的藻类 植物成了救星。它的名字叫小球藻，它无处不在，“我们常常看金鱼缸、池塘或 是水坑里的水是绿色，就是因为水中生了小球藻的缘故，它在自然界里到处都 有。”没有想到吧，这种需要在六百倍以上的显微镜中才看得清楚的小东西含百 分之四十五的蛋白质，百分之十五的粗脂肪和百分之二十的淀粉及糖类，以及二 十一种动物生长所不可缺少的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它的营养价值“不低于牛乳、 鸡蛋或豆类，远比稻米、小麦的营养价值还高，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中猪肉、人 造鸡蛋……”（“推广小球藻”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所献之策。详见《毛泽东 建国以来文稿》第九卷三二七页《印发胡乔木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食品生 产的建议的批语（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及其注释。毛当即令“印发各中 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编者） 　　至于大量生产小球藻，更是简单得令人可笑。凡是能盛水的东西，水缸、瓦 罐、池塘、粪坑都行，装上水，撒几泡尿，勺一瓢“绿水水”进去，太阳一晒， 几天后水自然变绿，就象游泳池长期不换水会变绿那样，小球藻就培养成功了。 　　它是最好的饲料。《四川日报》说饲养员们情不自禁地赞叹小球藻喂猪比粮 食还好，不推磨，不煮猪食，勺舀来就喂；广汉县隆丰公社农科所用小球藻喂猪， 每天长一斤，农民称赞：“小球藻，真正好，用它喂猪顶精料，长得快，易上膘， 人人称它宝中宝”；成都畜牧园艺场用小球藻喂鸡，尽下双黄蛋……。省委发出 开展大量繁殖小球藻的群众运动的号召，农村工厂机关学校，缸缸钵钵坑坑凼凼 都盛满了臭烘烘的绿水。 　　它是最高级的人体营养液，被用来煮汤、煮稀饭、和面、和糠蒸馍馍煎粑粑。 绿水里洒上明矾，使小球藻沉淀、过滤、晒干做成的干粉，是不可多得的营养精 品。所有的肿病医院，都要求大量培殖小球藻作代食品，增加病员营养。 　　奇迹终于没有出现，人们的心就渐渐冷了。在基层建肿病医院，本来就勉为 其难。房屋、床铺、生活设施、药品、人员无一不缺。病员不参加劳动，还要比 别人多吃一点，又让其他人不满。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那些躺下“休养”的垂 死者难免被人厌弃，觉得不如让他们一死了之，省下几口给活着的人。所谓医生， 要么是乡村郎中，要么只进过几天卫生常识学习班，真正称得上医生的，凤毛鳞 角，人数又少得可怜，往往一个人要管几十、上百人的吃喝拉撒睡，哪里照顾得 过来。事实证明，除了填饱肚子，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然而又都得不到让病员 填饱肚子的东西。稍有好转的，出去几天没吃的又肿了，病人越医越多，死人一 天天往外抬，做医生的何以不徒唤奈何，敷衍塞责？何况他们自己也饥肠碌碌， 气虚体弱呢。责任心差的就撒手不管，甚至克扣病员，以求自保。所谓肿病医院， 有的状不忍睹。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 员”二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坝地铺。“且还是男女病人混 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 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 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 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病人到肿病医院，无非是为了不劳动和多吃几口饭，眼看着医院的条件日益 恶化，人们觉得与其到医院等死，不如在外头挣条活路，甚至觉得死在家里也比 死在这里强，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奄奄待毙，抬进来的尚存一息，病人死亡率 高得惊人。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二百五十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 了解情况时，已死亡九十七人，去的当天又死二人，第二天死三人，离开时他看 了剩下的六十七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注４〗 　　一九六Ｏ年冬季到来时，全专区肿病人数已达三百万之众，四个人中就有三 个肿的，大部分肿病医院名存实亡。亲朋好友见面，常常是互相按一按额头或脚 杆，看凼凼有多深，以示慰问。 　　和肿病同时爆发的是妇女病。 　　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川西坝子的妇女历来不参加田间重体力劳动，农家 妇女多半是在家带孩子、做家务，间做栽桑养蚕、挑花刺绣、绩麻纳鞋、纺织土 布、编织民间工艺品等家庭副业。合作化以后，家庭副业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因 素逐步限制取消，集市贸易日渐萎缩，政府一门心思抓粮食生产，男女老少都赶 到田里去了。 　　“一九五二年，情况大改变，婆娘打男人，手都不敢还，”这是解放初开展 反封建的民主改革运动川西坝子流传的顺口溜。那以后男人确实不敢随便打婆娘 了，因为她可能到干部那里去告状，拿你开斗争会，她还可以提出离婚，批准很 容易。男女平等的口号让她们很开心，这意味着她们可以自由恋爱，在家中和男 人平起平坐，可以和男人一样当工人，当兵、当干部，参加所有的社会活动。然 而这是有代价的，男女平等还意味着她们要承担同等的家庭经济责任，和男人一 样干重活。 　　大跃进一来，就什么规矩都打破了。先是郫县妇联一九五七年秋天在合兴、 永定等乡首创妇女丰产组，种植小春作物。一九五八年春天，社社队队都搞起了 妇女丰产组。但当初还有一个禁忌没打破——妇女不能下水田。这倒不是男人们 不准她们干，是她们自己不愿意，怕长时间泡在冷水里对身体不好，所以没有人 敢搞妇女水稻丰产组。于是各级妇联召开妇女跃进誓师大会，大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妇女什么都能干”的雄心壮志，破除妇女不能做水田活的“迷信”。郫 县红光社伍绍群说“自古以来只有男人下田栽秧，没有听说妇女还要下田栽秧”， 就被弄来“辩论”，反对妇女栽秧的男人则被扣上“老保守”的帽子。合兴乡党 委书记郑功瑶要求青壮年妇女“打破常规，脱鞋下秧田”，率先组织上千名妇女 脱鞋下田，全区的许多青壮年妇女，也都“英勇地参加到栽秧行列中去了”。 　　但是她们还没有彻底解放，她们还要做饭、带孩子、照顾老人，埋没了才华 和宝贵的劳动力。公社化以后，有了食堂、幼儿园、敬老院，她们再也没有借口 呆在家里。后来又有妇女兵团、妇女农场、集中住宿，使人怀疑共产主义还要不 要家庭。有的地方当真还搞过“生活集体化还要家庭吗？”的辩论。有人说，每 天光回家睡睡觉，那不叫家，叫宿舍。有人说“一双筷子一个碗、在哪吃饭哪是 家”，“睡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有人抱怨，男女分开住，睡都没法，还叫什么 夫妇？有人则美滋滋地琢磨，今后大概要兴“乱睡”。 　　妇女们可对乱睡不感兴趣，她们怀念着过去的小家，牵挂着自己的男人、娃 娃和老人。她们担心失去的家庭虽然没有瓦解，但她们再也没有时间和气力去照 料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她们就成了田间劳动的主力军，拉车挑担栽秧 打谷犁田挖土无所不为，十五到五十岁的妇女均被指定为劳动力。一部分妇女抽 调到山上炼钢铁、修水利。最让已婚妇女伤心的是集中到“妇女农场”劳动，公 社化后建立的那些解放妇女的福利设施，除了少数供参观检查的样板外，大部分 徒有其名，她们一走，家里就全乱套了。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和 肿病一样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 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火巴手软，腰腹胀痛， 面黄肌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 吊组织松散，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儿肠”即子宫），长期 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 　　温江县除害灭菌办公室一九六Ｏ年六月分作了一个调查，全县十八到四十五 岁的“经期妇女”五万多人中，停经的达两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两千多人， 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 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百分之六十。金马公社八百九十六名停经妇 女中，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妇女有三百三十四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 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十五到五十岁的一百二十四名“成年妇女”中，停经的 达九十人，占成年妇女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闭经和子宫脱垂原因多种多样，然而如此惊人的普遍，罪魁祸首无疑是营养 不良，劳累还是次要的。但是和肿病一样，这个疤是揭不得的。温江县除害灭菌 办公室的这份报告称： 　　　　停经原因：……内伤生冷，大部分人吃过生的红苕、萝卜，以致影响肠 　　胃功能缩减，血脉干涸，月经闭止。根据古典中医学称“水容不化，脾气衰， 　　则塞塘，胃气衰则水肿，男子则小便不利，妇女则经水不通”，所以患水肿 　　病女，几乎全部停经。 　　患水肿病妇女全部停经说对了，因为吃了生红苕、萝卜却是打胡乱说。当然， 只要不说饿，有些案是可以翻的。当初赶妇女下田，把妇女不能下田当迷信批， 温江专区妇联代表钟福秀还在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代表会上讲“我区水田一般泥脚 不深”，事实证明是“妇女体力所能胜任的”。现在为了把“饿”遮过去，便把 这件事拉来垫背。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停经妇女往往在经期中下水 　　田，接触冷水，或者坐卧于阴冷潮湿的地方，这样，必然使“风寒容于胞门” 　　血精凝滞，这是造成闭经的又一原因。 　　子宫脱垂的原因，则归结为“产后休息不够”，用旧法接生，会阴没缝合， 生育过多或“长期咳嗽”把子宫挤出来了等等。〖注５〗 　　治疗妇女病仍然只有中草药和神通广大的蒸气疗法。既然妇女病是肿病引起 的，肿病可以蒸好，妇女病自然应当蒸得好。简阳县草池区茶旅栈的女服务员袁 素芬给《四川日报》写信，说她很早就得了（不是大跃进得的）白带病、小便失 禁病、脑膜炎后遗症——面部阵发性痉挛、全身风湿性关节炎，手脚麻木、疼痛 剧烈，这一系列的病症导致了停经。她在别人的再三劝说下，“扶着棍子去医院 蒸疗，蒸得热汗淋淋，浑身通泰，不是医生劝她都不想出来。连蒸几次，关节不 痛了，脸不抽了，白带干净了，手脚麻木、心累心跳全好了，不几天月经也来 了。”“仙丹妙药”啊！五十四岁的郑天华写信说，她患子宫脱垂二十七年了， 打针吃药不见效，蒸了几次就完全治好了。信当然不会是他们写的，就象江湖郎 中“华陀再世”的招牌不是别人送的一样。 　　月经不下，“儿肠子”下一长截，当然谈不上生孩子。坚信公社化后人只会 生得多、死得少，不会生得少、死得多的李井泉似乎很焦虑。省委宣传部组织医 疗队到大专院校巡回治疗肿病妇女病，向他汇报说效果不佳，他就大发脾气说， 你们跑了几个月，连个妇女病都治不好，今后还搞什么社会主义！是啊，孩子都 会不生了，今后劳动力从何而来呢？李政委下令郫县抓治疗妇女病的样板。 　　善于创造奇迹的郫县立即在红光公社的奇迹加工线上推出了样板。七月十日， 县委向省委报告，红光管区总结出用益母草合剂治疗闭经病的办法，“全管区二 百二十一个闭经病患者，一百九十一人服用一疗程就来了月经，其余三十个服用 两个疗程后都月经来潮”，全部好了。还有更稀奇的： 　　　　红光公社推广这个方法后，在三千七百零三个妇女中，服药三天到一周 　　内已来月经的有二千二百零七人，占百分之六十，已有月经来潮现象的一千 　　三百零九人…… 　　真是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说来就来。大概在县委某些人的想象中， “经”是有的，只是“闭”紧了下不来，只要想法子松开，那玩意儿就流出来了。 　　生理常识等于零，编套话倒有一手。 　　　　过去群众都认为这种病是“血气痨”，视为难治之病，患病者都思想恐 　　惧，情绪紧张。这次治好后，同声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人民公社， 　　感激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 　　“用针炙加火罐治疗子宫脱垂”，更是“治一个好一个”。 　　　　一个叫胡五娘的社员，子宫脱垂已近五年，子宫体已糜烂成一个个的洞 　　洞……送医院不到一周，已完全治愈，来时抬了来，回时走了回去……治好 　　后逢人就说：“没有毛主席，我坟上长了草，有了党，有了毛主席，我得了 　　活命，党是我的重生父母，救命恩人。”〖注６〗 　　治疗子宫脱垂实际上大量采用的办法是注射无水酒清，在酒精的作用下，子 宫很容易收缩进去，但没有营养补充，用不了几天又吊出来了。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 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 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 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炮制，就让病员服了。 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二十九人全部 发作，呼天抢地，力竭声嘶，无人照应。凌晨五点钟，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 现已经有四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堆奄奄一息者，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 　　男人是肿病，女人是肿病加妇女病，儿童是“干病”，即极度干瘦。 　　糖、肉、蛋断绝，母亲断奶，食堂吃饭，社员不准生火等等，对婴幼儿是致 命的打击，他们整日哭叫着，只见缩不见长，直到皱缩成一小把，哭声细若小猫 叫，死后大人随便挖个浅坑就埋了。大一点的是这副模样：麻杆似的腿，青蛙肚 皮，眼睛可怜兮兮地四处搜索，抓住任何可吃的东西，不论生冷脏臭一概往嘴里 塞，滚圆的肚子里塞满了蛔虫，拉屎的时候大肠吊出一截，那叫“脱肛”，原因 和子宫脱垂一样。 　　今天你翻开那时的报纸、画报，这一切是看不到的。你会看到许多关心妇女 儿童健康的经验事迹介绍。照片图画中，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们个个兴 高彩烈，体态丰腴，公社的幼儿园里，孩子们穿着白色的围裙，在老师的呵护下， 手拉着手儿在鲜花丛中唱歌跳舞，如此等等。实际情况天差地别，下面是广汉县 妇联干部一九六Ｏ年六月间在该县金鱼公社看到的景况。 　　公社干部声称的所谓的托儿组、幼儿班纯属子虚乌有，婴儿的“保育员”就 是孩子的母亲，“幼儿班”一无教室，二不见老师。“解放”了的母亲在充当生 产主力军，孩子无人看管，四处乱跑。 　　　　去年冬天到现在，由于孩子无人看管，就发生十二个非死亡［死于非命］ 　　的孩子……妇女队长杨昌秀的孩子，妈妈出工后自己到河边玩，掉到河里淹 　　死了……萧文聪（地主孩子六岁），在今年点玉米时，他偷些玉米去烧，把 　　衣服烧着了，没人发觉，被活活烧死……一个孩子摔在水缸内淹死了，还有 　　一些婴儿无人照顾，冻死，墙倒打死，摔在井内淹死，被铺盖憋死等。 　　谁个父母不心痛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照顾孩子的要求往往遭到粗暴的拒绝， 被迫撇下孩子遭罪。 　　　　……社员胡正群两夫妇都是全劳动［力］，家中有三个七岁以下的孩子， 　　小的只半岁，在出夜工时要求照顾，怕去后孩子在家出问题，但组长一再不 　　准，说这样多妇女，你不出工，就会都不出工，结果……小孩子被被盖闷死 　　了；……杨明秀有三个孩子，四月份小孩子死了，大孩子五岁脱肛，要求队 　　长照顾也不准，结果孩子在家脱肛出来，被鸡啄烂了，鲜血大流，孩子现在 　　瘦得不象人。 　　男女老幼一律在食堂吃饭，不准社员生火，食堂又不给婴幼儿做吃的，母亲 又没奶，“普通是大人吃啥孩子就吃啥”，大人吃菜孩子吃菜，大人吃糠麸孩子 吃糠麸，幼小的生命怎经得起这样的折磨？况且还吃不够，“一般幼儿吃不饱， 就吃大人的”。大人也得活啊，麦收时， 　　　　……小孩子多的社员，在吃饭时，就一手拿刀，一手拿秤，把食堂分的 　　馒头照定量秤给孩子，孩子吃不饱就闹，现象也非常难看。 　　上面一再强调照顾妇女生理特点，治疗妇女病，保护妇女劳力等等，早已是 全面崩溃的基层只有虚以应付，谁还顾得了那么多呢？有的子宫脱垂的妇女子宫 糜烂，“经常裤档内都是血水、黄水”仍然被迫出工。有的子宫脱垂患者，医了 几天又被派去干重活，复垂如故。连临产的产妇都得不到休息。 　　　　妇女吴惠群产前一个钟头还调去蓬葫豆，吴请假说肚子痛，但队长说她 　　“屁儿痛”。结果吴硬是回去了，一个钟头内就生了孩子。 　　　　妇女们寒心了，许多人拒绝治妇女病，她们说，这样还好，免得生娃娃， 　　生下来更遭罪。 　　男人没有性欲，女人不来月经；生下来的活不了，活着的在死去。金鱼公社 下面的一组数字，活画出当时的情景。 　　　　五十个生产队三千三百八十八户，关于五九年冬至现在［六Ｏ年六月］ 　　七岁以下幼儿生死情况。 　　　　查，共生了一百九十八个，死了三百五十八个。八区四队生一个，死十 　　九个，七区五队新生七个幼儿全部死去，九区四队五十三户现在三岁以下的 　　幼儿只有三人，现在也无孕妇。〖注７〗 〖注１〗温江地委办公室给宫韫书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注２〗温江地委防治血吸虫、钩虫病五人小组关于金堂县土桥区“脚肿病”调 查报告。一九六Ｏ年一月九日。 〖注３〗《四川省医药卫生志》，四川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版第二五三至 二五五页。 〖注４〗王树本给温江地委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５〗温江县委办公室：《关于积极防治妇女停经和子宫脱垂的报告》一九六 Ｏ年五月三十日。 〖注６〗郫县县委：《关于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临时医院对妇女子宫脱垂、闭经 病和蛔虫病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六Ｏ年七月十日。 〖注７〗广汉县妇联：《关于检查金鱼公社妇幼保健工作的情况报告》，一九六 Ｏ年七月三日。 ◇　　　　　　　　　　　　　　农民万岁 　　粮食最紧张的一九五九和一九六Ｏ年两年，李井泉每到中央开会，总要表白 他给中央调了多少粮食，全国各地都在吃四川的粮食，因此也得到“顾大局、风 格高”的美誉。 　　这是事实，从一九五四年以来，四川的粮食就源源不断运住全国各地，外调 量居全国之冠。在外界看来，四川似乎是个遍地稻谷的大粮库，实际上这是个人 为的错觉。全川除川西坝子以外，不是丘陵就是大山，加上人口众多，粮食的商 品率很低，所谓全国首屈一指的商品粮基地，完全是迫使农民勒紧裤带，打肿脸 充胖子硬绷出来的。与外调粮食之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粮食征购率之高， 农民吃粮水平之低，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大跃进的几年中，四川的粮食征购 率比全国平均水平将近高十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留粮比全国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 一，〖注１〗他们无疑是饥饿的人们中最饥饿的一群，从最饥饿的人口中夺食， 支援别人，这就是四川人民作出的“贡献”。 　　到一九六Ｏ年，四川的粮食产量已低于国民党政权崩溃的一九四九年的十个 百分点以上，多年的粮食库存几乎挖尽，铁路等交通沿线的仓库更是扫荡一空！ 　　然而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国家都陷入空前的饥荒之中，已经不是 谁多吃一点、谁少吃一点的问题，而是保存谁、牺牲谁的问题了。 　　一九六Ｏ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告 急：“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已几 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救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六月六日，中央再次发出调粮紧急指示。其时，北京的粮食仅能维持七天， 天津十天，上海几乎已无大米库存，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省辽宁急待粮食随到随 销。 　　国家到了如此境地，丢卒保车就不得已而为之了。 　　濒临断粮的大城市要粮，规模庞大，苦苦支撑的工矿企业要粮，灾区要粮，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鸡公车、架架车在川西坝子的公路上奔流不息， 人们忍受着刻骨的饥饿，支撑着浮肿的身躯，把粮运往主要交通沿线的国家粮库， 时间紧迫，劳力紧缺，甚至不得不实行全民总动员。三月九日，为了突击赶运一 批外调粮食，郫县县人委通知全县机关、学校、部队、商业部门、城镇居民，在 一周之内每人突击运输一千斤粮食，一时间机关人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马 路上人流滚滚，场面颇为悲壮。〖注２〗 　　悲壮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从一九五九年秋收以后，人们就被反复告知，全国 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令头脑单纯的人们大动恻隐之心。川西坝子 这几年风调雨顺尚且如此，灾区的情况可想而知。就像后来一提起“全世界三分 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一样，神圣光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以至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四川作为粮食调出省，面临的选择是让问题发生在四 川，还是发生在京、津、沪。两弊相权取其轻，四川人民为支援国家渡过困难， 作出了巨大牺牲……” 　　如果他们的牺牲换来的是领导者的彻底醒悟，也许无可非议，但是，正如上 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换来的是什么呢？ 　　一九五九年前所未有的高征购，已经酿成去冬今春人口的大量死亡。继续倒 行逆施的结果，使生产进一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一九六Ｏ年的农副业生产，滑 到大跃进以来的最低谷，川西坝子的良田沃土大量荒芜，杂草与庄稼并茂。对温 江地委来说，多年来争论不休并导致大批干部遭难的诸多问题，已经是无可争辩 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九六Ｏ年的征购指标一下来，宋文彬的头皮都麻了。这一年 的任务仅比一九五九年减了百分之十，考虑到减产的因素，征购比例将和去年不 相上下。然而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和省上讨价还价的余地，省委的指标就是中 央的命令！ 　　这一年粮食调运十万火急。往年粮食收购，一般先交就近粮库，待有外调任 务时再组织运输，今年根本等不及，要求粮食一收下即送往主要交通沿线国家粮 库组织外调。为此秋收之前，各县即组织大批的专业运输队，工具是架架车。省 上给与的照顾是送来近两万副架架车胶带，以助多拉快跑。八月中旬宋文彬检查 专业运输队组织情况，发现还有四分之三的胶带在仓库里睡大觉，气急败坏地在 全区电话会议上骂： 　　“今年秋天立即就来了，调粮任务很大。中央说非调不可，秋收就调，边收 边调，要调到交通沿线。这么大的运输任务，你们急不急！专业运输队的问题不 解决，秋收后就要叫几十万人推鸡公车，秋耕秋种还搞不搞？怎么办……这笔账 不算清不散会……非算不可！” 　　最后他又安慰说，今年运了，明年就没这个事了。这个他猜对了，明年四川 将破天荒从外省调入粮食。 　　温江专区竭尽全力完成了粮食上调任务。但是到年底，各县纷纷告急，在形 势突然发生逆转的情况下——这个下面会讲到，大家都敢放开喉咙喊缺粮了。在 年底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省委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一九五九 年底定下的标准。宋文彬争辩说一九五九年按这个标准，一个冬春饿死那么多人， 再出乱子怎么办？ 　　这时的李井泉，就如同债台高筑、早已破产的商家，还在拼命支撑着阔人的 门面。多年来，他一手制造了四川的“余粮”大省的形象，和他本人“顾全大局” 的高风亮节，如今他已经无法用高压封堵下面的嘴巴，但他还要竭尽全力维护在 中央的形象和地位。作为全国留粮水平最低的省份，四川完全有理由向中央陈述 实情，减少调出份额，要饿大家饿，四川付出的牺牲已经太多太多。 　　但是，一个历年调粮最多的全国最大的粮食基地，一个时常吹嘘全国好多省 都在吃四川粮食的人，怎么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临阵退缩，丢人现眼呢？ 　　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 保你温江？ 　　宋文彬相信，中央并不十分了解四川的情况。如果真是了解，决不会如此催 逼的。 　　“能不能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他问。 　　省委书记廖志高解释说，省委已经向中央反映了，如果多调一亿斤粮食，会 饿死多少人，“但是中央还是要调”。 　　反映没反映，怎样反映的无从考证，总之宋文彬无可奈何。回去地委作出一 项决议：地、专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半斤米，和群众同甘共苦。宋文彬想试一试， 半斤米熬不熬得过去？如果真熬不过去，再向省里反映，结果他没几天就“胖” 了起来，一头栽倒在厕所里。其实他的试验并无意义，农民这时每天有半斤米， 简直就是进天堂了，哪还有死人的事。 　　大大小小的城市，尤如饥饿海洋中的座座小岛，风雨飘摇中随时面临着沉没 的危险。城市的危险来源于赖以生存的农村供应日益减少，也来源于因饥饿而四 处逃亡的农民。在中国历史上，饥荒产生的流民曾摧毁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控 制饥民的“盲流”，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应该说当时这项工作是做得十分 成功的。比如说，那时一个无亲无靠的农民要想进成都的活，他会面临重重的困 难。首先，他得持有公社或“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区的介绍信，否则就叫做“流 窜犯”，遭到公安机关的拘捕或驱逐；他得通过若干道关口，接受检查和盘问， 没准带的钱和粮食就被共产了；他得有粮票，所有的餐馆吃饭都要付粮票，副食 品就更复杂，需要钱、粮票和供应证三种。农民没有粮票，即使用粮食兑换粮票 也并非易事。郫县就明文规定：“农村人的外出，以粮食兑换粮票者，必须持公 社证明由粮站站长批准，始得兑换粮票”。只此一条，就让你动弹不得。所以那 时的流亡者，少有在城市落脚的可能，绝大多数远走穷乡僻壤，如西北等人烟稀 少，户籍管制不严之地。 　　由于上述原因，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的大批农民进城的景观不复再现，但是 城里人的日子也江河日下，粮食定量一降再降。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九年以前机 关、团体、学校、厂矿和城镇居民粮食月平均定量二十五斤多，一九五九年九月， 根据省委“节约粮食、支援灾区”的指示，一次性下调百分之二十，调整后的定 量是：特重体力劳动四十一斤，一般重体力劳动三十三斤，轻体力劳动二十四斤， 干部、教师等脑力劳动者十九斤，大中学生二十四斤，居民十九斤，六到十岁儿 童十八斤，三岁儿童十四斤，三岁以下幼儿七斤。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对这个数字不以为然，因为许多人甚至还吃不到这个数呢。 不过可以试试，每个月吃二两肉，或者根本不吃，菜里只放盐，一切零碎副食皆 无，吃这点粮是个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吃了上顿马上就想到下顿，始终觉得腹中 空空，一天的粮食恨不得一顿饭就吃下去，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再看副食品供应。郫县一九六Ｏ年二月的规定是：城市人口糕点每人每月二 两，持糕点购买证购卖，还要照付粮票；幼儿园、敬老院供应四两；食糖一岁以 下婴儿每月一斤，产妇一次性供应二斤；盐，每人每月一斤；酒，每月一两；鸡 蛋，产妇凭证供应三斤。饮食行业一律收粮票，只供应来往客人，“本地农民、 工人和干部一律不予供应”。 　　那时候，城里人手中的粮票比什么都宝贵，它是最硬的通货，可以换一切物 品，若是表达关心爱意，送几斤粮票最好。有心计的人从牙齿缝里省下的一点粮 票以备不测，可是一九六Ｏ年七月一日省委一道命令，宣布旧的粮票作废，就把 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四千八百万斤粮食拿走了。〖注３〗 　　对此人们更多的只是惊恐。地委宣传部副科长梁进学当时正在新都三河公社 帮助工作，他回忆这件事说： 　　　　那时的粮食比什么东西都珍贵，我们一个月的定量才十九斤啊！六月三 　　十日，突然来了一个通知，从七月一日起，使用新粮票，旧粮票除在当日兑 　　换外，第二天全部作废。我从大队回来，已是晚上九点过，听到此事，摸了 　　摸身上还有不到十斤粮票，明天起我要作废了，好心痛哪！魏福田（公社党 　　委书记）急了，对我说：“马上拿给我，我到仓库粮站叫他们给你换。”我 　　把粮票交给他，他到粮站打门叫人，硬是给我兑换了，回来时已是半夜十一 　　点过了。 　　一般老百姓就没这个运气，有的甚至是在事后才得知。两个月后，省委又要 求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节约两斤粮食，实际上又一次降低粮食标准。 　　来自农村的供应日趋枯竭，一场南泥湾式的生产自救运动在吃皇粮的人们中 展开了。所有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都建起猪圈养猪，这些猪真比农村的喂 得好，因为是谁个喂谁个吃，不象农民只有喂、没有吃的分儿。一听到杀猪的声 音，单位里顿时充满节日的气氛，人人奔走相告，激动万分。种菜运动也搞得热 火朝天，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菜，成都市公园里的 一些花园也翻作了菜地。成都市从郊区划出一部分菜地，供较大的工厂、学校、 企业、机关作菜地，各单位组织起蔬菜生产队突击队，秋收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投 入种菜的人达六、七万人之多，选用品种以高产为标准，最为常见的是厚皮菜、 莲花白、洋姜、萝卜等等。厚皮菜堪称大跃进时期川西坝子最有代表性的菜种， 它不耗肥不择地，生长迅速，剥了一层又长一层，因此叫厚皮菜，填肚子效益高， 味道欠佳，后来几乎人人吃得倒了胃口。 　　为了吃，什么法子都想尽了。继大种蔬菜之后，又有“代食品”。什么叫代 食品呢？一九六Ｏ年十月六日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全县开展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的 指示说： 　　玉麦杆、壳、心，高梁杆、壳，谷糠等不少粮食作物杆、壳，只需要加工制 造，是一种很好的代食品。而且原料丰富，加工方法简单，因此，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群众性的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乃当务之急。 　　通知要求，上述可以做代食品的原料，今后一律不准当柴烧，若烧掉或造成 霉烂，要“追究责任”。粮食局、商业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了“代食品办公室”， 召开现场会，推广代食品加工制作方法，要求全县每人每天吃四两，每头猪吃半 斤。〖注４〗 　　简单地说，就是让人吃牲口吃的东西，从农村到城市，人人尝过代食品的滋 味，至于是否“很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恐怕终生难忘。它的最大特点是吃 进去难，出来更难，得用手指头一点点往外抠，也有拉不出来活活憋死的。 　　乡下人吃着的那份苦，城里人也尝到了，乡下流行的那些病，也开始在城市 蔓延。肿病、妇女闭经、子宫脱垂比比皆是。小儿干病少见，但小孩闹脱肛的很 多。干部闹得最多的是肝肿大、肝炎、肝硬化，死起来很快，弄得人人紧张，一 躺到床上就做深呼吸摸右肋下，有人居然成了专家。倒不是这种病专找他们，而 是他们有诊断条件。肝病流行也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农村人也得，但往往死了也 没弄清怎么回事。下放在乡下的干部多尝一份缺油吃的苦头，天一黑几乎就成了 瞎子，晚上开会（那时下放干部都是白天干活，晚上开会到深夜），在田埂沟边 摔得一踏糊涂。 　　后来中央认为干部应属保护之列。一九六Ｏ年七月，国务院决定给在京高级 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少量副食品补助，四川不久也依照办理，成都地区十三级以 上的高干，每月红色供应票，十七级以上县团级干部绿色供应票。每月供应不等 的烟、酒、糖、点心等。这项特供制度在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中一直持续到七 十年代末。省级机关县级以上干部轮流到草堂寺附近的干部疗养院疗养，实际就 是多吃几斤米，几两肉。 　　农业以粮为纲，粮食副食品紧缺；工业以钢为纲，造成一切日用品紧缺。布 票大人每年一丈五尺，小孩一丈二尺，说起来够做一套衣服，实际上不可能。因 为凡是沾棉的东西诸如铺盖、蚊帐、被单、枕头、内衣内裤乃至袜子、棉鞋等等 无一不要布票。呢绒制品一般人不敢问津，化纤还没听说，尼龙袜子为稀罕之物。 肥皂、牙膏牙刷、针头线脑，照明用的煤油、蜡烛、灯泡，铁锅、铝锅、碗、盆、 热水瓶、笔黑纸张等等日杂用品无一不缺。纸张的缺乏尤为突出，擦屁股的草纸， 妇女用的月经纸几乎断档。纸厂因为缺乏烧碱，所有的印刷纸张都是又黑又厚， 粗造无比。省委的喉舌《四川日报》厚得象纸板，学生的课本黑得看不清课文， 小学生用铅笔做作业，费尽了老师的眼神。温江专区地、县两级印发的文件材料， 如今复印下来都是黑糊糊一片。一九六Ｏ年暑假都快完了，新学年给学生印课本 的纸张还没有着落。温江专区八月底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突击回收废纸， 以解“赶印秋季教科书课本等急需”。各级领导亲自带头，搜集废纸，书店里滞 销的书刊清扫一空，学校和学生保存的旧教材、书籍课本清理上交。此外还大力 回收废铜烂铁、胶鞋底、牙膏皮、烂布筋筋等等。 　　城里人清苦如此，比起乡下人还算幸福多了，他们至少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粮 食供应，不致于饿死。 　　一九六Ｏ年冬季到来时候，大规模死亡的阴影再次降临在川西坝子上空。这 时候温江专区又出了一位敢于拿性命作低押为农民清命、犯颜直谏的勇士——王 万澄。 　　这位勇士看上去毫无武夫之勇，身材清瘦，架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像 乡村里怀才不遇又胆小怕事的小学教师。其实他胆子大得出奇。他父亲在大邑县 安仁乡有一间草药铺，他曾在刘文彩办的安仁中学读高中。安仁中学的中共地下 组织十分活跃，校长吴德让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地下党。王万澄在学校参加共产 党组织的宣传活动，当局要抓他，他就上山打游击去了。 　　一九四九年刘邓大军逼近川西时，蒋介石忙着在成都布署川西复兴基地，办 “游击干部训练班”，委任大大小小的救国军司令。王万澄揣着袍哥舵把子的名 片，只身一人，到大邑四个乡下通知书。通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快 入川了，各乡务须看管好枪支弹药、粮食和一切建筑，维持好地方秩序，作好准 备，迎接解放。龙凤乡乡长展信一阅，抬头一看转身欲走的王万澄，厉声呵道： “莫走！念来我们听听。”王接过信大声读完，扔下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 昂首而去，把一帮乡长乡丁镇在那里。这时他才十九岁。 　　解放后他在温江地委党校工作，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内定”右派，罪行为： 一、卖废纸时卖掉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二、认为不一定非要无产阶级才 能写出伟大的著作，比如巴尔扎克。当右派后下放老家安仁乡劳动改造。大画跃 进壁画时，乡亲们请这位秀才画，他在大队油碾房的墙壁上画了这样一幅：当空 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红旗，红旗上书“一切为了亩产万斤”，红旗下一队社员荷锄 扛犁挑粪拉牛吹号奔向田间。政治头脑敏锐的干部发现，画中吹号人的号口恰恰 对着牛屁股，那牛又像充了气似的滚瓜溜圆，岂不是挖苦万斤田是吹牛皮么！抓 出来就是一阵猛斗，新账老账一起算。 　　为了不让他在农村放毒，又将他送回党校劳动，但他目睹家乡人民的生活真 情，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家乡农村。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他再次回到家里，他要 做一件事，这是经过反复思考作出的人生的一项重大决定，他已经“账多不愁”， 干脆做一笔大账，让历史去清算。 　　他告诉疾病缠身的妻子高玉屏，他要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要求毛主席直 接答复我，这是党的规矩许可的，作为一个人民的儿子，我的心是善良的，我的 心地是坦白的，我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 　　冬夜的凄风苦雨之中，大邑安仁一间普通农舍灯光整整亮了一夜，当最后一 滴煤油燃尽时，天亮了，王万澄放下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有一种死而无憾的 快意。 　　　　主席：你好！当我坐在桌旁向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沉闷、抑 　　郁、苦痛…… 　　　　主席：这是一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字句，不知你能否收到？主席，如收到 　　请仔细阅读…… 　　　　我回到故乡，首先见到的就是粮食问题，我家所在食堂粮食标准（旧秤 　　十六进位）： 　　　　一级——成年人，每人每天十三两（包括犁田、担谷、担粪等农村主劳 　　力） 　　　　二、三级——成年人，每人每天十一两（乙级劳力） 　　　　四、五级——成年人，每人每天九两（半劳力） 附带劳力——老年人，每人每天七两 　　　　五、六岁小孩——每人每天五两 　　　　一岁小孩——每人每天二两 　　　　每人每天平均半斤粮。我走过很多地方，粮食定量大同小异。 　　　　由于农民肚皮未吃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人一天天消瘦。他们的面容 　　变黄了，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好多人手中拿了一根棍子才能走路。特别是老 　　年人、小人，就更恼火了，普遍足也肿了，一直发展到全身肿，全身肿后， 　　人就死了。党也曾设了很多办法来挽救，组织医生下乡治疗，但是，党未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未从粮食上解决问题。 　　　　我知道有一个管区一下就死了一百多人。有的全家九口一齐死完，其中 　　有好几个还是精强力壮的。我曾经亲自住在一个公社社员家中，他家中只有 　　三个人，三个人都皮泡脸肿，食堂配的粮食不够一顿吃。我走后，听说他们 　　三姊妹都住到管理区医院中了。 　　　　农民未吃饱，生产不好，有很多管区连公粮、统购还未上清。秧子栽来 　　越密越好，连薅都未薅过；有的麦子点下去，也未薅过就收麦子。肥料很少， 　　生产一年不如一年，猪只减少。我住的那个管区。建社时猪是一百六十只， 　　现在只有八只了。鸡、鸭、鹅少了十之七八…… 　　　　这样下去，农民是吃不消的。由于营养缺乏，不知有多少善良而勤劳的 　　农民付出了无辜的生命！ 　　　　主席，你救救他们吧…… 　　　　严重缺乏粮食所引起的病，有好多医生当着某些人就说成是一种什么病 　　菌，什么传染病所致。但离开那些人后就谈了知心话。我曾在一个公社医院 　　听见几个主治此病的医生说过：“什么足肿病？为什么病这样多？主要是肚 　　皮未装饱。这些话不好说，一说就给你戴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 　　　　现在，这种欺上压下的干部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真是太可怕了，我亲眼看 　　见了许多。他们明明看见农民停火，没有粮食吃，他们还高高在上的向农民 　　讲“艰苦奋斗，跃进再跃进”，“增加生产、苦战三年”，他们明明看见农 　　民有病，快饿死了，还睁着眼睛叫农民“打夜战，积极干”…… 　　　　主席，人民的救星，希你组织起检查团来看看饿死了多少农民，把官僚 　　主义者、阳奉阴违、好大喜功的犯罪分子从人民领导岗位上撤职下来。 　　　　主席：你在工业上，在人民事业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但农民一年到头干， 　　到头来连一顿饱饭也吃不上，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呢？难道你被一群官 　　僚主义者所包围，所蒙蔽了吗？ 　　　　主席：你应该立即从会议中、从汽车中、从办公室中、从书斋中、从美 　　味的食品中解放出来。你独自一人悄悄到我们温江专区来调查一下，直接到 　　食堂中，农民的家中来了解一下。你应学习一下包公的精神来到民间。 　　　　主席：当人民正需要你下来的时候，你赶快放弃你的什么从事理论研究， 　　到民间来吧！趁现在你在人民中还未失掉威信的时候，到民间来吧！ 　　　　我们的祖国，建设来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了什么？建设是为 　　了让广大农民生活得愉快，不是要夺去农民口中粮，把农民引向慢慢饿死的 　　道路上去。 　　　　主席：我们现在的国家，建设起来是疯狂，是失掉了理智的在搞建设， 　　可是，农民正在被疯狂建设拖到饥饿，死亡的道路上去。 　　　　主席：我很激动，我看见农民因粮食吃不饱而慢慢死去，我很痛心。你 　　是否又在走五三年匈牙利不顾人民生活需要而片面主观去无限发展重工业， 　　因而大大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道路）呢？最后（他们）又立即纠正了此 　　国家建设上路线之错误，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党所抱的态度。波兰也曾 　　在五四年在农业化上犯了冒进之错误，人家也立即纠正了。 　　　　主席，你为啥在农村中犯下了如此残酷的行为——饿死了（人），你还 　　在越来越把农民引上死亡的道路呢？ 敬爱的主席：我是看见、听见这些现象，如实给你反映上来的。作为一 　　个人民生活的热烈关心者，我不得不站出来把农民这些事实反映给你。在这 　　些事实面前，我对党非常失望，如果这种饿死人的情形再得不到纠正，我只 　　有要求退党，退出这使农民饿死的党。 　　　　主席：希望你赶快发出其他的指示。 　　　　最后，我高呼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劳动者农民万岁！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月十八日收到这封信，不久即转四川省委。四川省 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传厚亲自办理。他仔细读过信后，给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及 温江地委宋文彬写了一封便函，附原信一同送上，便函说： 　　　　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的，看来是一封不满的信件。信中所说的究竟是真 　　是假或半真半假，是什么人写的，都应认真调查，实事求是地把问题弄清楚。 　　从始到终应由地委掌握。不能把这件事放到县上，更不能放到区上、社上去 　　办。检查的情况如何，请报省委。对写信人的处理应谨慎，不能草率从事， 　　最后查清属于什么性质，处理时建议由地委写出专题报告，报省委批准。 　　一九六一年一月，温江地委按此精神由公安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信 中反映的问题属实，不是反革命问题，谈不上对写信人进行处理，于是将有关材 料存档，不再追究。直到文化大革命东窗事发，王万澄平安无事。 　　相信读者在读王万澄的信时，已经为他捏了一把汗，未料到如此结局吧？对 于一封矛头直指毛泽东，对党的大跃进提出如此尖锐批评意见的信，从省领导到 地委竟作如此处理，这是怎么了？ 　　原因是就在这时，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 〖注１〗《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Ｏ年版一Ｏ四页。 〖注２〗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城镇职工、居民、学生、商业人员中展开千斤突 击运粮运动的通知》，一九六Ｏ年三月九日。 〖注３〗《当代中国的四川》一Ｏ五页。 〖注４〗郫县县人委：《关于在全县范围内立即开展群众性大搞粮食代食品运动 的指示》，一九六Ｏ年十月十六日。 ◇　　　　　　　　　　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节选） 　　一九六Ｏ年一一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于十一月三日下发全党全国。 　　指示共十二条，核心精神是重申一九五八年底以来中央关于纠左的一系列指 示，纠正一九五九年底反右倾运动开始后卷土重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 产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简风“五风”）。具体政策上有以下几点重要 改变。一、强化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的自主权，和生产小队的部分自主权。二、 把收回的自留地重新分给社员，允许社员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三、恢复农村集 市，除粮食、棉花、油料外，其它农副产品在完成规定的交售任务外，可以拿到 集市交易。四、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减少供给部分。 　　中央要求，要把这封信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 全体职工听，反复解释，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 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物极必反，为贯彻紧急指示开展的整风整社运动，声势浩大，干部和群众积 蓄已久的愤怒与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突然之间似乎一切都翻过来了。 　　一开初，农民并没有反应过来，大跃进以来，他们什么时候少了学文件、开 会、搞运动？他们上的当也太多了，一九五七年的鸣放，一九五八年的辩论，一 九五九年的万人大会和反右倾时动员提意见，哪次不是“编起筐筐让人往里头 钻”？一九五九年就在喊反共产风、反瞎指挥，结果越“共”越凶，乱干得更厉 害。哀莫大于心死，最让他们“心死”的是没饭吃。 　　地委工作组到温江柑梓公社传达紧急指示，好不容易把人叫齐，上面干部在 激动万分、“原原本本”地念，下面男人打瞌睡，妇女纳鞋底、做针线活，娃儿 喳喳闹闹。干部急了：“社员同志们，你们好生听，上面政策变了，拿你们的东 西都要赔了，要分自留地了，可以赶场做买卖了，欺负你们的干部脱不倒手 了……”人们的头一齐抬了起来，眼睛鼓得溜圆。干部边念边解释。完了，老太 婆胡苏氏跑到读文件的干部身边，指着文件说：“你把这本书收好，这回毛主席 说了，我的垫子钱拿得到了。”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回去把办公室门一锁，不干 了。 　　温江地委以崇庆三江公社、温江清平公社、郫县红光公社作整风整社试点。 三江为一类社，清平为二类社，红光为三类社，即落后社。 　　啊哦，毛泽东、刘少奇不久以前还有朱德、贺龙等众多领导人视察过的红光 社公，李井泉精心耕种的自留地，名扬全国的人民公社幸福乐园啊，怎么一夜之 间就从超一类社降为三类社！ 　　在省、地、县了解底细的干部眼中，它早就是三类社，一块没有破皮的大脓 胞，一具戴着美女假面的僵尸。然而它又是一块布满地雷的禁区，禁区的中央是 座落在公社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招待所里坐着人见人怕的李政委。几年来，上 上下下有多少干部在这片禁区给炸翻在地啊。他们不是瞎了，不是蠢货，不是没 有良心和正义感，他们是给炸怕了。在一个只有权威没有监督，领导意志主宰一 切的生存环境下，除非大的政治气候改变，他们能做什么呢？ 　　一旦政治气候改变，你就看看他们会做什么：他们要在李政委的自留地上动 土，要揭去僵尸的假面，挑破脓胞的皮。他们摩拳擦掌，心中充满报复的快意， 把昧良心说假话坑害人的人推上审判台的快意，为说真话遭迫害，为历尽苦难的 人民申冤的快意，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意。 　　红光公计的整风整社，以县委多年直接插手、公社书记郑功瑶直接负责的合 兴分社为重点，合兴分社又以毛泽东视察过的老红光社，即红光管区为重点，紧 急指示下达后一星期，省、地、县工作组直奔这里，接连召开干部会和社员大会， 逐字传达，反复宣讲。仿佛一瓢冷水泼进滚烫的油锅，社员们沸腾起来了。 　　先是清理几年来被共产风刮走的社员个人财物，逐一登记，如房屋、农具、 家什、钱、信用券、竹子、家禽家畜、蜂、“见缝插针”的菜等等。汇总而成的 “红光人民公社合兴分社刮共产风统计表”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这个当时二千 四百多户，八千多人的分社，拆毁房屋二千七百六十八间；其中二千多人的红光 管区，竟拆毁房屋一千五百四十七间。收社员的农具包括拌桶、箩筐、粪桶、犁 头、连盖、晒席、鸡公车、猪圈、烟折子、锯子……，家什包括箱柜、桌椅、桶、 饭甑子、锅、秤、鸡笼、门板、碗盘……，仅锅就收了一千二百多个，真是无一 不刮，无一不收，社员彻底倾家荡产。按规定，共产的东西统统退赔，社员喜笑 颜开，说如果不按中央的办，“再过几年恐怕连箍桶的篾条都没得了。”有的说， 过去房子烂了都不想补，就怕上面规划拆房子，这下子放心了，烂一个洞就要补 一个疤。干部则焦头烂额，公积金没有了，哪来钱退？东西都不在了，哪里去找？ “以往那些糊涂账，拴住太阳都说不清楚，干脆一刀两断，旧账不算，以后不 犯。”这倒是真话。 　　运动声势浩大，在工作组的反复宣传动员下，农民终于发觉，世道真的是翻 过来了，一个个声泪俱下倾倒一腔苦水，放假卫星、谎报征购、乱指挥生产、干 部打人、多吃多占，收锅收自留地收“见缝插针”，反右倾整人、食堂停伙、饿 死人……几年来昏天黑地的怪事丑事骇人听闻之事统统揭开。用社员的话说： “解放以来翻身，翻到五八年就翻不动了”，“国民党又来了。”〖注１〗 　　用工作组干部的话来说，这回叫“第二次土改”。这是上面的精神。紧急指 示下达后，全国各地一片爆发，大跃进以来基层的黑暗现实第一次大曝光，中央 连续批转了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某些地区揭发出的材料，这些材料无一 例外地把灾难的原因归结为下面的干部为非作歹和“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连 省一级都不敢触及，更别说追究中央的责任。一九六Ｏ年十二月八日，中央就山 东、河南、甘肃、贵州四省某些地区发生的严重情况指示说：“这些地区的干部 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 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 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表现。”〖注２〗 　　河南信阳地区死亡惨重，正阳县一个冬春死亡八万多人，新蔡县一个冬春死 亡近十万人。被称之为“信阳事件”。在追究原因时，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信 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遭到严厉批判。毛泽东定下的调子是“坏人当权， 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 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注３〗 　　于是整风整社变成了“第二次土改”，“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程序几乎就 是土改的翻板：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内查外调、揭发控诉、残酷斗争、重组队 伍、夺权换班、撤职戴帽……。不过斗争的对象不是地主恶霸，而是基层干部。 在温江专区，这是大跃进以来基层干部第三次遭大难。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春天 万人算账大会查“瞒产私分”；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秋冬的反右倾；这是第三次。 但这次和前两次有很大不同，是在清算左的错误的背景下进行的，大批的干部已 经在前两次被清洗。在职的干部中，确有少数品质作风恶劣，为群众愤恨，只要 有人引导，群众是很乐意把火往他们身上烧的。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观念：共产 党、毛主席永远英明伟大，坏就坏在这帮欺负他们的干部身上，用他们的话说： “经是好的，叫和尚念歪了”，挨斗的干部暗暗叫苦，他们可是照着“经”念， 至少是按上头的意思干的呀，可他们又怎敢说经是歪的呢？ 　　经念歪了的和尚们揪斗的揪斗，扣捕的扣捕，单是合兴分社，工作组上报 “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干部就有十五名，其中有四名县上派去的驻社干部。斗 争场面异常激烈，社员们真的象土改时诉苦一样，痛诉大跃进以来的种种惨祸， 说到伤心之处台上台下一片呜咽，“歪嘴和尚”们就免不了挨打了。 　　几年来吒咤风云，主持斗争过无数人的郑功瑶揪上了台。 　　工作组要斗郑功瑶，这个事实令农民难以置信，头一天干部动员了半天，只 有一两个人嗫嗫嚅嚅说了几句，红光管区反右倾中靠边的穆青云悄悄对工作组说： “今天揭发了郑县长，该不得遭哟？”工作组坚决给群众撑腰，第二天大会，首 先揭开郑功瑶“土改时包庇富农、反革命、重用坏人，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地主阶 级对待人民的丑恶面貌”，一下子点燃大火。穆青云说：“把我这腔热血洒了也 要提你郑功瑶的意见，我们这里死这么多人，就是你郑功瑶整的！” 　　郑功瑶一斗，社员们再没什么怕的了，咬牙切齿地说，这次要“粗筛子筛了， 细筛子筛”，“一层一层地理，连个带把把的都不要留，留下还要生儿子，不晓 得还要死好多人”，“过去我们以为党的政策变了，现在才知道是这一帮人干的 坏事！” 　　党的政策就是变了，这一变，结束了前绣花女短暂的辉煌，命运之神把她绑 上大跃进和李政委的战车，如今这辆战车已经弹尽油绝，百孔千疮，成了一堆废 铁，注定会有一些人为之殉葬，她是无法逃避的一个。温江地委组织部一九六一 年三月审查结论，郑功瑶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她］在工作中重用坏人，打击好干部，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恶劣的 　　是五八年征购还差一千八百万斤，即造假账骗取国家征购款八十余万元。由 　　于工作落后，食堂停火，郑既不反映，亦不解决，并向县报还有一千八百万 　　斤口粮，致其直接负责的合兴分社百分之三十的食堂停火三月之久，死亡二 　　千四百余人。又每封锁消息，私下布置不准干部反映，为嫁祸于人，丢尸灭 　　迹，竟叫把死人丢在邻近的成都郊区和崇兴公社。〖注４〗 　　显然她不可能为这一切承担主要责任，但这就是当时清算的调子。事实上， 整风整社工作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地委工作组委婉地指出，在这样严重的事 件中，县委是应当负一定责任的，共产风、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等并非完全来自下 面，有些是直接来自县委的，对红光管区的工作则“负有直接的责任”。那么县 委的又来自何处呢？那不是报纸文件上写着的嘛。 　　最冤枉的恐怕莫过于“阶级敌人”了，他们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 动”的异类，既无实权又无发言权，居然也要为这一切承担责任。按地县工作组 描述，整个红光管区已经成了阶级敌人复辟的天下，他们和干部沆瀣一气，篡夺 领导权、蓄意破坏生产、破坏公共食堂，是管区落后的根子。红光管区五队第一 任事务长是中统特务，“第一天就贪污了二百斤大米”；伪军连长兰炳高放鸭子 放死一半；“台湾家属”马仲年偷谷种千多斤，“七队一个院子二十七户人，就 有镇压家属五户，反革命三户，地主二户，惯偷六户，前土匪一户，四类分子一 人，由于坏人集中，该院子完全为反属、反革命分子所控制，有组织有计划地进 行盗窃、破坏生产。七队落后的根子也就出现在这里。”凡是成分不好的，一一 拉上台斗，然后组成特别劳动队，早出晚归，监督劳动。 　　贯彻紧急指示和整风整社，标志着农村大跃进的结束。尽管它本身存在缺陷， 一些重大问题如食堂、体制等尚未触及，但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种种胡作非为已 不可重演。没有这次彻底的揭露，大跃进的许多黑幕恐怕会永远沉没于历史的深 海。在大批干部受到无辜打击的同时，一些人也受到了理所应当的惩罚，一批正 派的干部重新上台。在红光管区，靠边站的周桂林、穆青云官复原职。姑娘焦桂 芬在外盲流的哥哥从外面回来，她告诉他政府的新政策，哥哥听后说：“这下农 村有板眼了！我再不东想西想想走了。” 　　从稀开的门缝中投射出一缕阳光，使人们万念俱灰的心活泛起来。他们有些 什么“板眼”呢？自留地又分下来，活路做得多的可以多吃。猪以公有公养为主 变成了“以私养为主”，卖了肥猪，政府允许返还少部分猪肉，不再是白养一场。 养鸡鸭鹅兔不用担心被干部捉去，完成收购任务后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卖。生产小 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有奖的“三包一奖”制度，包工范围以外的生 产的东西归小队。说得闹热吃得造孽的赔退毕竟在搞，大邑王泗公社四管区一队 十五户农民拿到赔退款三十一元，每户进款二元，农民李恒山院中的两棵大柏树 共了产，退赔折价一点二元，实收八角，被推走的鸡公车不予赔退。“贪污盗窃” 的干部赔个精光，还欠下一笔二辈子还不清的烂账，当干部有什么好下场？哪个 不是“巴巴掌上台，棍棍棒棒下台，”还不如回去把自留地做好，鸡鸭鹅兔喂巴 式。大路小路田坎地头那些手提尺子绳子指手划脚凶神恶煞的官们没了踪影，三 天两头的动员会誓师会斗争会不开了，农民几年来第一次呼吸到一丝自由的空气， 有了一点可以支配自己身体的机会和时间。 　　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各级领导对农村劳动力问题深感忧虑。这几年，劳动 力紧缺的问题无时不困扰着他们。一九六Ｏ年下半年省委要求抽调劳力“全力保 钢”，郫县拼凑了一支一百三十七人的队伍上山挖煤，其中女人八十个，大的四、 五十岁，四十多个带着娃娃上山，温江上山炼铁的劳动力妇女占百分之七十，气 得宋文彬大骂：“你们把这些人弄到煤矿去做什么？你们忍心叫这些人下井吗？” 他说这是本位主义，下面申辩说实在无法。整风整社后，惊人的死亡数字和劳动 力锐减的情况彻底暴露。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一九五八年减少近百分之二 十，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百分之近三十。友爱公社一管理区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有 八百五十五个劳动力，现有五百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一九五八年每个标准劳动 力负担三点九亩土地，现负担十三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百分之六十。〖注５〗 　　上上下下一算劳力账，深为一九六一年的生产忧虑。中央强调让群众休养生 息，男社员每月放假四天，女社员放假六天。一九六Ｏ年已有大片土地荒芜，现 在劳动力更少，休息时间增加，大批基层干部又躺倒不干，如何是好？ 　　在麻起胆子开始搞小包工的地方，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出官们的预料，一九六 一年春耕生产居然是“又多、又快、又好”，不仅没有谁叫劳动力不够，反而出 现“活路不够做”的事！在生产最落后，闹肿病最厉害的金堂县，出现了活路不 够做，队与队争土地，社员因争工分而不愿让脱产干部一起干活等新情况。 　　农村有搞头了，基本建设下马后的劳动力返乡了，流亡在外的人回家了。过 去吃大锅饭，生产队唯恐种多了吃亏，任凭土地荒芜，现在落实“三包一奖”， 唯恐种少了吃亏，队与队争土争得打架。金堂三星公社五爱大队十二生产队过去 丢荒几十亩土地，大队把这些地划给别队种，现在他们坚决要求收回，两个生产 队几乎动武，经公社调解后划归原队方得以平息。社员评工记分，多劳多得，出 工人数大大超过评级（正式评定的劳动力）人数，每日早出晚归，回家搞自留地 搞到天黑，工效大大提高。一些五保户也不甘心靠劳保过活，自愿投入生产。社 员主动要求队上安排活路，增加副业生产，生产队就组织社员开荒，社员自己也 到处开荒。这一下可苦了下放干部，他们突然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多一个得多 分一份粮呀。赵渡区委的一个干部扛着锄头一连跑了三个地方，都被干活的社员 赶走，垂头丧气地打报告请求回区上工作。 　　去年金堂县种早包谷强制推行“定向密植”，社员怨声载道，消极怠工，早 包谷拖成中包谷，中包谷拖成晚包谷”；红苕推广“火笼育苗”，把苕种烤烂完， 该四月份下种的七月份还没栽完；棉花搞育苗移栽，移栽失败，又改直播……干 部几乎天天开电话会，天天东奔西跑强制推行技术规格，干部越忙，社员越懒， 干部越管，生产越惨。今年只抓政策贯彻，杜绝瞎指挥，春耕生产又快又好，早 包谷面积增加二倍，苕菜增加二点五倍，全部赶上播种季节。 　　为劳动力问题忧心忡忡的县领导听到各方传来的生产喜讯，惊喜之余未免惆 怅，这几年都瞎忙了些啥啊！ 　　让机关干部们跷着二郎腿看报谈吃感慨万端的事还多着呢。集市贸易关闭后， 农副产品供应紧张日甚一日，国营商店空空如也，有时凭票也买不到东西。鸡鸣 狗吠的农家院舍变得一片死寂，商业部门的人提着秤带着款逐家搜购，十室九空， 跑断了腿都完不成收购任务。自由市场一恢复，鸡鸭鱼蛋，烟麻菜果就象变魔术 似地冒了出来。往日路断人稀、清冷破败的乡场数月之后已是热闹非凡，上市品 种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过日子必需的多种服务行业迅速恢复。 　　崇庆三江乡是川西坝子历史悠久的水路码头，大跃进以前有各种店铺二百多 家，逢场时聚集周围三县八乡数万人。大跃进市场关闭，乡场居民商户全部参加 农业生产。年初市场一恢复，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已成闹市：“买不到的东西，三 江买得到，卖不脱的东西，三江卖得脱。”五月的一个逢场天记者描述说，太阳 刚刚露头，成群结队的农民肩挑背背从四面八方涌向三江。解放前湖南商人的会 馆辟为禽畜市场。“鸡、鸭、鹅、兔在街沿两旁摆成了长蛇阵，看不胜看，数不 胜数，仅上市的兔子就有两千多只”。社员宋良清二月份买了一对母兔，现在已 下了十七只小兔，卖掉小兔，换回了公社化后损毁的粪桶、粪档、提蓝，“高兴 得不得了”。 　　分了自留地，刹住共产风，劳动和个人利益联系紧密了，过去对劳动工具损 毁麻木不仁的农民急急忙忙添置农具，购买小农具的人排成长龙，供销社上千把 锄头一个上午卖光，售货员又到库房搬出八百多把，“才勉强应付过去”。修理 农具的铁匠铺炉火通红，铁锤叮当，最兴旺的生意是把“新式农具”改成旧式农 具。还有一个多月才会宣布食堂下放，但农民已经算定了它的命运，开始为新生 活作准备，补锅、补碗、修伞、补鞋、磨剪刀、菜刀、配钥匙的匠人忙得不亦乐 乎。配弹子锁钥匙的老技工田志文应接不暇，一天就配了六十多把锁，还接下一 大堆做不赢的活。 　　这一年最挠动人心的自由市场，到年底发展到相当可观的地步。郫县一九六 一年十月份与年初开放市场时比较，家禽家畜上市量增加三点二倍，蔬菜增加七 点四倍，土产增加一倍。郫县城关逢场时进城卖东西的农民成千上万，大街小巷 水泄不通，让那些几年来为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累得半死，却搞得民不聊生的干部 大惑不解。 　　然而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一旦肥大起来，就大有扫荡一切阻碍它挥动的清规 戒律之势。中央恢复集市贸易的政策明文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副产 品只能卖给国家，不许上市；只许卖自己生产的商品，不许转手倒卖，从中赚钱； 集市买卖的价格，应和国营商店的牌价大体相同。市场价值规律不理会这一切， 首先是物价无法控制。三年大跃进，国家赤字累累，一九五七年货币投放量五十 七亿元，一九六一年高达一百二十五亿元，一方面多发票子数十亿，一方面国家 掌握的商品急剧减少。一九六Ｏ年国家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社会购买力的十分之 一。国家牌价是不高，可惜没货，人们手中有钱用不出去，自由市场一开放，票 子就像洪水似地泄出来，物价节节暴涨。郫县一九六一年九月的自由市场物价与 一九五七年同期比较，菜蔬上涨八倍，烧柴上涨七倍，禽蛋上涨八倍。市场物价 和国家牌价一般相差八倍。而国家明令禁止上市的粮食和凭票证供应的物资，高 出公价十倍、二十倍甚至六十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日用品因为缺货，自由 市场上出售的旧品，较新货牌价高出若干倍。 　　这年新都县一个鸡蛋卖四元；青海椒论个，每个五分钱（小青椒，每斤超过 一百个）；红苕一斤二元……惊人的价格使市场管理失控，粮食上市了，土烟、 大麻、麻籽、苕种等国家收购物资上市了，各种计划供应的票证也成了流通倒卖 的商品，马克思所说为了超额利润不惜上绞架的资本开始挺而走险，销声匿迹的 商贩，无以为生的城镇居民纷纷做起了生意，尽管他们的买卖被称为“黑市”、 “投机倒把”而屡遭打击也在所不惜。这门营生太诱人了，弃农经商者有之，弃 工经商者有之，吃皇粮的单位干部职工人心浮动，有人不辞而别，“下海”经商。 郫县唐昌镇木器厂三十多名职工走了二十多个，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也参与 “投机倒把”活动。饮食服务行业如雨后春笋，国营餐馆不顾规定卖起了高价， 素菜包子市管会规定五分一个，他们卖则一角到两角，二两粮一个的最多有一两 五，节余的粮食便私分了。小说《芙蓉镇》中胡玉英式的个体饮食摊贩纷纷开张， 推出多年未见的名优小吃，他们在市场上买高价原料，做出的食品价格惊人，但 服务周到，味道鲜美，生意兴隆。有办法的和国家粮油部门内外勾结，低价买进 粮油。于是至今人们还很熟悉的“双轨制”的种种弊端便出现了。郫县安德粮站 绰号田巫教、刘蛮子的粮站干部“成天在饮食行业打进打出，提劲打把”，他们 在永兴场饮食店吃了三斤牛肉没过瘾，扬言要盘该店的存货，经理赶紧割了三斤 肉让他们提走，第二天又送白糖包子三十五个谢罪，方才免了这场风波。有什么 法呢，饮食店的米、面、油都要通过他们买啊。 　　大大小小的国营单位也以“协作”为名干起“投机倒把”的营生，供销社以 超出规定的价格大肆收购，高价卖给“协作”单位。有的供销社在马路上设卡， “不择手段大肆收购”，运到成都卖高价。人民币贬值，以物易物盛行，烟厂用 纸烟换烟叶及掺和在烟中的梧桐树叶；铁器社用菜刀、锄头换大米、鸡蛋。还有 凭票供应的东西国家商店里买不到，市场上却到处摆着等等。 　　真正吃大亏是靠工资吃饭的人。那时的工资水平，地师级“高干”每月一百 多元，县团级八、九十元，一般干部三、四十元，工人、职员、中小学教师少者 二、三十元，最高不过七、八十元，一个县级干部的月薪大约能买一只鹅，或两 只鸡或百把只蛋。 　　为回收滥发的货币，政府推出“高级点心”，不收粮票收高价，桃酥每只一 元，酥皮点心每只三元，月饼每只三到五元，二两一只的蛋糕三元。在成都烤红 苕每斤一元，鸡蛋每只一元，一只大鹅可换一辆新自行车，一家人到西餐厅吃一 顿蛋糕，一两月的工资就没了。再贵人们还是要买，他们实在饿极了，有好几年 没吃到这些东西了，能够一饱口福，为人间第一快事，他们多年的积蓄，就这样 被“回笼”了。 〖注１〗郫县县委工作组：《红光公社合兴分社整风整社工作第二阶段情况汇报》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注２〗《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 指示》（一九六Ｏ年十二月八日）。 〖注３〗《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 〖注４〗温江地委组织部：《关于审查了解郫县红光公社领导干部的情况报告 （初稿）》，一九六一年三月九日。 〖注５〗中共郫县县委：《郫县五级干部会议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讨论》。 ◇　　　　　　　　　　　　各吃各，各吃各…… 　　一九六一年的川西坝子，犹如经历了一场血腥战乱的战场，枪炮声已经沉寂， 硝烟尚未散尽。苦难的人们慢慢从地上撑起，迎着一线希望的曙光继续活着的历 程。 　　以无与伦比的豪情壮志在四川组织实施这场战役的李井泉，已经不能再组织 一次自杀式的集团冲锋了，他甚至无力守护他的核心阵地之一的郫县。他毕竟只 是一员战将，不是主帅。如今的任务是退却和防守，防守住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最后阵地。在这场且战且退的防御战中，他是打得最顽强的一 个。 　　首先是防守人民公社的心脏——公共食堂。 　　整风整社以后，全国的公共食堂要么公开散伙，要么名存实亡。虽然中央紧 急指示明确规定“公共食堂必须办好”，但各地领导似乎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连年的饥荒，整风整社后的局势，无论客观条件和干部群众的情绪，都不允许这 个怪物继续存在下去，解散食堂的呼声上上下下响成一片。 　　整风整社中暴露出的黑暗现实，使毛泽东深感震惊，他觉得受了蒙骗，怒斥 “死官僚主义分子”对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满足于看文件、听报告，不作亲身的 实际调查。他拿出他一九三Ｏ年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内容是反左倾教 条主义的，散发各省领导，要求各级第一书记亲自到基层调查。二月下旬，他在 广州主持起草人民公社条例，下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全体社员讨论，并给全党发 出一封信，要求通过讨论明确公社各级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 不应该怎样做，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理解。 　　他承认：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实际上 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还刮得厉害。又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 了反左的，由三月到六月只反了三个月。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 中间插了一手。反右是正确的，但带来了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 训值得我们吸取。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反左打断了。在一九六一年二到三月举 行的广州会议期间，他甚至明确地说：农村问题，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 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Ｏ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Ｏ年夏天才反映到 中央。〖注１〗但食堂这个核心阵地，他的本意是不愿退守的，在他主持起草的 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中，仍旧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 共食堂”，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中央主要领导和各省头头都领命下基层调 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调查后一致报告，食堂无优越性，早 早宣布解散为妙。朱德到四川调查后报告毛泽东，四川的食堂“对人力物力浪费 不少”，而四川省委“对食堂问题远没有深入地了解”。〖注２〗 　　这就等于奏了李井泉一本，但一点没冤枉他，他还死死抱住他的“心脏说” 不放：心脏都挖了，公社不就成了一具僵尸了吗？不过毛泽东倒还很想听听李井 泉的意见。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他给李井泉去信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 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李井泉是去调查了。这年春天， 当了三年国家统计局局长，报了无数假账的前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被李井泉要 回四川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广州会议后李井泉下基层调查就带上他。他后来回忆 说： 　　“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带上我和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同志到内江一个公社去调 查。调查中不是研究食堂解散后要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研究如何把食堂继续办 下去。调查结果是四川省的农村食堂基本上是好的，少数不好的只要加以整顿就 可以办好，并且向毛主席写了报告。从此开始引起了毛主席对李井泉同志的不 满。” 　　李井泉的意见是否真的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作者无据可考。但是李井泉的 确为坚守公共食堂阵地战斗到了最后。从一九六一年初开始，面临公共食堂几近 全面崩溃的局面，省委接连派出工作组进行名为“调整”的抢救。我们从省委工 作组在温江专区彭县大宝山公社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为此作出了何等努力。 〖注３〗 　　大宝山公社的四个管区，是温江专区少有的高山丘陵地区之一，两个相邻的 管区分布在南北长六十多里，东西宽二十多里的山区，六一年初共有四百四十六 户，二千人。在这个每平方公里农业人口不到七个人的地区，食堂这个怪物几年 来把老百姓折腾够了。 　　公社化初期，两个管区成立二十二个食堂，一个生产队一个，社员吃饭翻山 越岭，扶老携幼，风霜雨雪天更是苦不堪言。 　　一九五九年春，大搞“少种高产多收”，放荒山上土地，强迫山上住的社员 搬迁下山集中居住，有山的村整村搬迁，集中搞大兵团作战，种万斤田。二十二 个食堂合并为十一个，最大的三百多人吃饭。以后上面发觉势头不对，又要求耕 种山上土地。不少社员吃饭走七八里，上山干活十多里，一天大半时间在赶路。 人口集中，牲畜也集中，肥料要从山下背到山上。土地荒芜，当年产量减少三分 之一。 　　一九六Ｏ年春，大反右倾，巩固食堂，干部担心食堂办小了犯右倾错误，食 堂合并为八个，种种弊端愈演愈烈。当年粮食又较上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两年累 计，比一九五八年产量下降百分之六十。 　　一九六一年初整风整社，社员坚决要求划小食堂。干部心有余悸，商量来商 量去，八个食堂分成十四个，怕哪天一股风吹来又挨整，六个新增加的食堂称 “野战食堂”，以表明为临时性的。 　　春节前社员造反，围攻干部，要称米回家开伙。干部无奈，同意社员数日称 米一次。开会统一口径：食堂门面撑起，上头若来人，就说日日照开如常。瞒上 不瞒下。 　　三月，省委工作组进村，干部急招社员回食堂吃饭。工作组的任务，是按照 省委继续办好食堂的精神，对食堂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 愿参加，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按照条件，多种多样。” 　　农民什么也没听进，只听进自愿参加一句。成份好、胆子大的带头一叫，人 人跟着喊退出。工作组作出退让，承认野战食堂，同意食堂划小，老、弱、病、 残、孕可以领米回家做饭，也可以打饭端菜回家做饭等等。伤透了心的农民憋不 住了：“脱了裤子放屁！”“背时瘟伤食堂把我们整惨了！”“散了算了！”。 　　工作组技穷，疾言厉色地宣布：调整食堂，贯彻自愿原则是为了积极办好， 绝不是拆散食堂！有多少人就办多少人的食堂，一户人要办，公社也要负责到底！ 　　毕竟是大势已去，他们不可能再抓几个人来斗，散伙的呼声还是压不住。 　　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哄也不成，压也不成，工作组使出杀手锏，规定： 一、粮食仍然分到食堂，退伙者只能按时向食堂领取，不能分到户。二、食堂的 集体菜地，退伙者没份。三、食堂的集体养猪，“由参加食堂的人享受”。四、 炊事员由生产队评工记分，食堂设施由公益金开支。五、食堂原有的结余，由在 食堂的人瓜分，退出者不分；食堂原有的亏欠，退出者照样分担。六、计划供应 物资，一律供给食堂。整个一个官办。 　　机关算尽，让留在食堂的占尽便宜，退出者吃够亏损之后，就生出一件两难 的事情：地富反坏右如何办？他们当然没有自由进退的权利，他们连社员都不是， 叫管制分子，摘了帽的叫“候补社员”，何去何从任人宰割。要他们留，岂不跟 着沾光？把他们清洗出去，岂不让他们享受了自由的权力，正中其破坏食堂之下 怀？工作组反复磋商，左右为难，决定“留下一步讨论”。 这个自由的代价显然太高了，一部分社员思前想后，反复盘算，又把腿收了 回来。于是工作组向省委报告： 　　　　经过部分调查证明，相当一部分社员，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绝大多 　　数，对公共食堂是坚决拥护的，他们坚决反对拆散公共食堂……只要有条件， 　　食堂坚决办下去。 　　李井泉搜罗诸如此类秉承其意志的调查材料，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写信向 毛泽东报告，称大部分群众是拥护食堂的，应该帮助他们办好。〖注４〗它在毛 泽东收到的众多报告中，恰似一声刺耳的怪叫。然而大势已去，六月，修正后的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下发，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办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 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于不参加食堂的，不能有 任何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由支配。这 就将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摧毁。曾经给亿万中国农民带来幸福、欢乐、激情与 梦想，又让他们饱经痛苦、失望、饥饿与死亡的公共食堂终于寿终正寝。 　　六十条一下达，四川省委顿时陷入一片慌乱，急忙撤回为挽救食堂作最后努 力的工作组。大概中央早就料到李井泉之类的地方官员会有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的一手，同时发出指令：“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 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一部分干部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 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注５〗省委书记处书记贾启允回忆这 时的情况说： 　　“党中央一个解散食堂的文件一直发到人民公社，农村公共食堂一风吹了， 以致省委工作十分被动。” 　　川西坝子的农民清楚地记得，食堂是端阳节解散的，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现 在，食堂整整办了两年零九个月，是全国办得最久的地区之一。那是一个什么样 的端阳节啊，该吃的粽子、烧鸭子、盐蛋、皮蛋已经是早年回忆。食堂解散，分 粮到户令他们兴奋不已，新的艰难困苦又摆到面前。小春刚刚收完，从食堂分到 手的东西不够一只手提。温江涌泉公社双华大队每个人分到三斤麦子，五斤荞子； 郫县清河公社三大队每人分到三斤半麦子。有人一拿到粮食就哭了，他们哪里还 有一个象样的家啊，没锅、没灶、没柴，盆、瓢、碗、油、盐、酱、醋一切皆无。 没法子，捡几块石头支个灶，一口锅几家人轮着煮。国营商店里买不到锅，这就 是几年大炼钢铁的结果。自由市场上铁锅价格暴涨，是国家牌价的十倍。农民三 年大跃进领到的“工资”一分不花，也买不到一口。 　　就这点粮食，他们要维持到三个多月以后的大春收割。但毕竟又多了一分生 存的希望。打下谷子，他们就可以分回家了。靠着这一分希望，他们会创造生存 的奇迹。红光大队（六十条下达后，管理区一律统称生产大队）支书周桂林一声 号召，全大队两千多男女老少，一起到成都推粪，白天晚上公路上川流不息，真 的把田铺了一层，放荒的土地也长出了绿油的秧苗。金秋时节，他们迎来大跃进 以来第一个丰收年。 　　公共食堂一朝瓦解。人民公社的体制——所有制规模问题便暴露到前沿，这 是毛泽东最不愿意退却的阵地。他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顽强坚守，直到 一九六二年二月大势已去，才正式宣布退守。 　　毛泽东坚定不移地相信，公有化程度愈高，愈有利于生产发展。迅速完成农 业由个体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是他朝思暮想的宏伟目标。从五三年到 五八年，他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把土改后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集中到庞大的 人民公社，闯下一场弥天大祸。这时他作何感想呢？他是否想过这条“康庄大道” 原来是个死胡同，是否想过从合作化初期就和他意见相左的党内同志是正确的呢？ 没有，他至死都在做这场过渡梦。 　　他把这场农业社会主义革命，想象为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挫折与失 败，归结为被剥夺阶级的反抗与破坏，和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思想。当 教育农民不见效，打击阶级敌人也不见效的时候，他就把仇恨集中到党内的“资 产阶级代理人”。他做过一些退却，那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和他打仗时屡试不 爽的战略战术一样。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发起进攻，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的“金 光大道”走下去。 　　建立公社的初衷，是把所有制扩大到公社。一九五九年初发现事情不妙，确 定了“队为基础”，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相当于高级农业社的 规模，算是“退了”一步。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他又按捺不住，在苏联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写写划划，说公社的社有经济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就可以过渡到社有，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那时，“全国将出现单一的 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注６〗 　　穷过渡点燃又一轮共产风。“壮大集体经济”，把农民搞成无产阶级，并没 见他们死心踏地地去热爱集体，反而连集体经济一齐搞垮。一九六Ｏ年底紧急指 示下达，重申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宣布至少七年不过渡，接着又推行生产 小队的三包一奖制。本以为如此一来，能够稳住阵脚，结果事与愿违。要求下放 核算单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单干风达到失控的地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一九五 九年搞包产到户挨批后，这次改头换面推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 责任制，和二十年后赵紫阳在四川、万里在安徽搞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同小 异。中央提出批评，他们一再辩护，声称这样做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公然我 行我素。 　　退不退呢？六十条下达后，人民公社的三级统一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仍然规定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没有退。从规模来讲，生产队相当于过去的初 级合作社，生产大队相当于高级农业社。坚持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际上承 认向公社过渡失败，回到高级社规模。如果把核算单位下放在到生产队，岂不等 于退回初级社么？ 　　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实际情况是非退不可，否则无法收拾大跃进摆下 的烂摊子。 　　大跃进后期，整个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厦，是靠公共食堂来支撑的。食堂解 散，粮食分配到户，农民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集体经济顿呈崩溃之势。 　　首先是基层领导陷于瘫痪。大跃进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轮番打倒，伤亡惨重。 大邑安仁公社十三大队高级社时期有社一级干部八个，公社化以后大办钢铁调走 三个，撤职三个，久病一个，现在职一个；生产队一级干部二十一个，饿死五个， 大办钢铁调走四个，撤职五个，久病一个，现在职六个。一方面他们心灰意冷， 满腹委曲，一方面又失去了致命的武器——饭瓢，社员不听使唤。“经是好的， 叫和尚念歪了”的宣传，使他们的威信下降到最低点，说话理不直、气不壮、也 不管用。彭县大宝公社一个生产队长发现社员偷麦子去抓，社员抄起一把菜刀反 向他扑来，队长吓得边跑边喊“杀人啦……”，其它社员见了说“背时！你也有 今天”。郫县合作公社有的社员不出工，晚上估倒干部记工分，队干部不给工票， 社员一齐喊：“吐他的口水！”干部“无法只好给工分票才脱手”。他们对工作 队的干部充满敌意，在邓小平视察过的晨光公社幸福大队，有人说：“人民政府 不来，我们吃饭都要匀尽些”，连毛泽东视察过的红光大队社员也“不服从领 导”，不参加干部组织的学习。 　　　　骂［县上］工作干部说：“你们倒吃饱了，再多学两次六十条，我们肚 　　皮都要饿扁了”。驻该队工作干部几乎个个都有外号，如张局长取名张猪 　　脚……等等。〖注７〗 　　郫县基层干部流行的牢骚话是：“党不党、团不团，当不到一根青斯兰（兔 种名）”。他们发现当干部确实没啥奔头，大批躺倒不干。邛崃白合公社四大队 支书买了一只小船，一只鸟枪，白天打鸟，晚上捉鱼。有的党员干部不干工作， 上级批评，回答是：“党员又咋个，还不是要吃饭”，再说，他就要求退党。 　　体制不落实，形形色色的“共产”依然存在，使社员难以重建集体生产的信 心。只要这个集体在他们眼中不是自己的，他们唯一想到的就是捞一把，加上干 部不愿管，社员不服管的无政府状态，和秋收之前严重的粮荒，食堂解散前后几 个月，一场全民“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盗窃活动遍及每一个角落。社偷社、队偷 队、社员偷集体、社员偷社员、几成盗贼天下。据省委工作团在彭县致和公社三 个大队的调查—— 　　　　三个大队七百四十九户社员，有程度不同的偷摸行为占百分之八十到九 　　十，群众说：“哪家锅底都是黑的，哪个也说不了干净话”……北京大队三 　　生产队百分之百的儿童有偷盗行为，集体增种的粮食、蔬菜、红苕种等被偷 　　个精光。七十一户社员，四十一户自留地的粮食被偷，许多社员昼夜都要留 　　人在家看守，人人自卫。 　　在谈到原因时，工作组认为“社员的意识形态起了很大变化”。 　　　　原因主要是，一平二调把所有制搞乱了，集体拿社员的，社员拿集体的， 　　你我不分，互相乱拿，成为社会风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拿到有本事， 　　拿不到没出息”，“干部有权力，笔一勾，嘴一动就可以随便吃随便拿，我 　　们为什么不拿？” 　　几年的“共产”熏陶，鼠窃狗偷这种不为人齿的事，居然成了光明正大之举。 私有财产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何言礼义廉耻呢。 　　偷光荣，抢就有理。队与队，社与社，县与县，毗邻地带有组织的集团性抢 劫达到明火执杖的程度。华阳公兴公社长山大队一个二十多人的团伙，先后在附 近生产大队登墙凿壁，明偷暗抢数十次，盗窃粮食、蔬菜、毛猪、羊子、鸡、鸭。 广汉三星公社有人见毗邻的彭县蒙阳公社早包谷熟了，就说“蒙阳那边玉米都蔫 须了，快去振啊！”三五十人一伙，有的甚至是干部带队，以吹哨子，打石头为 号，一哄而抢，一哄而散。新繁太兴公社的玉米被毗邻的金堂龙王公社掰去大半， 太兴公社的社员干部去守卫，龙王公社手持凶器的大队人马视若无睹，当着主人 的面掰，边掰边说：“那头几块地的也吃得了，等几天喊几十个人挑萝筐来整”。 大邑全县的早玉米被偷盗近一半，毗邻别县的地区几乎无收。 　　合作化以来温江专区从未发生过的抢劫国家粮库的事相继发生。邛崃县六月 份连续发生抢劫仓库、水碾房、粮食加工厂案件。中兴公社一伙人冲进水碾房， 抢走大米一千多斤，打伤看守人员。大邑在食堂下放后的一个多月内，王泗、金 华、仁和、文井公社相继发生抢劫国库，县委立即调动公安、民兵、持枪把守各 处粮库。七月六日，上安公社一百多人涌到粮库抢粮，守卫人员鸣枪示警，才将 人吓散。 　　解放前夕，川西坝子流行“打粮库、吃大户”，现在又有人在喊吃大户。现 在哪里还有大户呢？结果是引起普遍的恐慌。彭县九尺公社“社员中的较为普遍 地流露出吃大户的情绪”，扬言“哪里烧火哪里吃，要饿死大家饿死算了”。邛 崃中兴公社有的队干部向社员宣布，分的粮食不够吃不怕，吃完了吃大户。社员 争先恐后，寅吃卯粮，加剧了粮荒。有的人家白天不敢生火，晚上偷偷煮吃，刚 端起碗，咣的一声门被踢开，就被“共产”了。被选中的“大户”还有国家单位 乃至部队。六月二十二日，位于大邑花桥公社的部队某航校正在开饭，一百七十 多个农民冲破警卫的阻拦，围住食堂要吃饭，部队不得已让他们吃了一顿。 　　偷杀、私杀毛猪、耕牛层出不穷。猪不论公养私养，必须交售国家，在连年 完不成交售任务的情况下，偷杀、私杀、有意把猪弄死几乎是农民吃肉的唯一手 段，现在他们干这类事的胆量更大。乘食堂解散之机，食堂的集体养猪被大量偷 杀，让一些地方的农民过了个有油荤的端阳节。生产队的猪没有了，他们就把目 光投向大队、公社的猪场，其手段十分高明，百多斤的大猪连叫声都没听到便不 翼而飞，有的抓住小猪摔死，毛都不刮，一人割一块就拿回去吃了。郫县同兴公 社三大队安排社员推猪到供销社猪场交征购，推猪的社员半路上把猪弄死，五只 大猪全被分吃。 　　私杀生猪叫犯法行为，轻者挨斗，重者扣捕，干这类事是要付出代价的，甚 至是十分惨重的代价。金堂赵渡公社桐梓大队五生产队的蒋茂生，将自己养的一 条猪推去交售，因为只有八十多斤，不合格。回来后与“兽医”廖纲宣共谋一计， 当晚用一六零五剧毒农药将猪毒死。第二天宣布猪病死，邻近社员闻讯，争先恐 后来买死猪肉吃，蒋茂生惧“私杀”之罪，有言在先；不许外传吃了猪肉。众人 心领神会，提着肉欢天喜地，偷偷摸摸窜回各自家中一饱口福。蒋茂生知恩报恩， 当日中午请兽医廖纲宣一家打牙祭，众人狠吞虎咽，风卷残云，把一大锅萝卜烧 肉一扫而光。不出半小时，毒性发作，全队四十多人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兽医 廖纲宣、蒋茂生的女儿蒋芝春等七人先后在一小时之内死亡。全队男女老少惊恐 万状，六神无主，先是怕吃肉的事传出去上面追究，不敢报告，后来见人接连死 亡，才派人到县上报告，发病后三个小时，县上医务人员赶到进行抢救。廖纲宣 七岁的女儿这时还未死，其母因心虚，不敢给医务人员报告，拖到深夜眼看孩子 不行了才报，医务人员前去已死亡。全队共计死亡八人，三十多人住院冶疗，蒋 茂生判刑。 　　盗杀耕牛是更为严重的罪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耕牛属于生产力的要 素之一，盗杀耕牛，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轻者坐牢、重者杀头。要想吃牛 肉，得有更高明的手段和铤而走险的勇气。华阳县上游公社经兽医评定，宰杀和 出售了十八条丧失耕作能力的牛，县委严加追究其“破坏生产的犯罪行为”，向 地委提出给予批准杀牛的县法院院长兼公社书记张聪以“法律处分”。金堂王凤、 龙王公社接连发生耕牛晚上被人砍去后腿的案件；官仓、栖贤“盗杀牲畜的反革 命集团”，啸聚广汉、中江、金堂三县交界的荒山之上，住宿岩洞，昼伏夜出， 盗杀耕牛十余头。 　　和这一切同时发生的是思想的极度动荡和不满情绪的滋长。流行的口号和歌 曲被篡改成吊二郎当的村语民谣广为流传：“三大万岁是‘乱睡’，人民公社只 有一岁”。有的小学生在唱“反动歌谣”：“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饿得社 员吃草草，又要做，又要饿，猪草吃不饱，看你往哪里跑”；“太阳出来红卷卷， 人民公社断火烟……”。华阳黄佛公社联合大队一个妇女声称，她有天背娃儿赶 场回来，路过“野鬼坝”时，碰见一老太婆，老太婆见她背上的娃儿在哭，问她 娃儿为何哭，她说娃儿饿了。老太婆用手一指地上长的野菌子山地母道，这是仙 米，你扫回去吃，说完就不见了。她把山地母挖回去给娃儿煮吃后，娃儿再也不 哭了。于是周围社队的婆娘娃儿一齐涌来找仙米，把个野鬼坝搞得比赶场还热闹。 新繁万安公社“一个社员生了两条蛇”。大丰公社三大队出了“养尸地”，据说 把公社代书记都吓跑了。新民公社传说书记罗世发家楼上关了三个仙女，要罗世 发退他们的房子…… 　　有些谣传带有明显的“蛊惑变天”的色彩，和这一时期蒋介石不断派游击分 队“窜犯大陆”的活动大有遥相呼应的味道。金堂有人传，化工厂有人生了一个 怪物，人脑壳，蛇身身，鸭脚板，一生下来就说，我要到北京去。官仓公社“沈 仙娘”家的田坎被烧香化水的人踏得溜光，有人出来就说：“这下对了，快过好 生活了，共产党垮杆最迟不过明年四月。” 　　六十年代初四个发动机的苏制伊尔十八出现在川西坝子上空，有人误认为是 抗战时成群结队飞来飞去的美制Ｂ－二九重型轰炸机，说：“五个脑壳的飞机十 多年没见过了，是老蒋的飞机，毛主席快垮杆了”。城厢有人组织“共和党”， 有关改朝换代，大难临头的谣传搅得人心惶惶，“子丑之年，人吃糠，庚子年间 少行人，万里人民难活命”，“要起歪风、打铁雷、黑七天七夜”，有人听了就 把粮食吃完，鸡鸭杀光，坐等世界末日降临。听说有辫子的活不过七月七，妇女 们就扎红头绳，戴红珠子以免灾避难。听说“恶党要除尽，恶人要死完”，“所 有党员活不过七月十五”，一些干部就不去开会了。邛崃平乐公社老君道道主李 廷春设坛，聚集数百人讲五公经、玉匣记，声称有大劫大难，社员纷纷上香钱， 交大米，求神讨符许愿烧纸人消灾，大队书记罗有昌也在家念五公经，抄大圣五 公符。 　　许多谣传是和“体制”直接相关的。“现在粮食分到户，二天田地也要分到 户”，“青白江河边有个娃娃，天天在喊‘各吃各，各吃各’（意为分田到户， 劳动归已——编者），武装人员去看不到人，武装人员走了又在喊”。这才是农 民最关心的事。 　　当上面还在为是否“从高级社退到初级社”大伤脑筋的时候，农民想得很简 单——分田到户，万事大吉。他们诚心诚意跟着党走了这么些年集体化道路，路 越走越黑，越走越窄，土改时分到土地后短短一两年的好光景令他们留恋不已。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并不希望老蒋回来，老蒋给了他们什么呢？是共产党 给了他们土地，他们希望毛主席共产党重新把土地分给他们。他们根本没有把分 田和什么“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脑袋里的社会主义就是耕者有其田，人人有 饭吃有衣穿，不受地主土匪恶霸的气。他们相信把田分了自家种、各吃各，他们 的日子会好，还会给政府多上粮食。新繁要求分田的呼声之强烈，县委报告说， 有的地方百分之三十的社员公开要求分田到户。事实上在一些基层领导完全瘫痪 的地区，群众为了生活，各种一块，已形成事实上单干。 　　郫县花园公社食堂一下放，干部就喊不动社员出工了，有的田里秧子只栽了 一行就丢下不管，剩下的秧头长出老高，大麻在田里成了干柴，烟还没长成，就 被社员偷光。干部叫社员出工，社员说，你包给我种我就种。干部说现在的政策 是多劳多得，现在多出工，今后多分粮，社员说，共产党的政策东一下西一下， 天晓得！干部心一横，包就包！十三大队五队队长把全队菜地一户一亩分给社员， 规定一年交粮一百斤。菜地原是队上养猪场的饲料地，没分到地的社员就去抢猪、 抢占猪圈，抢得动刀子差点出人命。〖注８〗 　　毛泽东欲罢不能，李井泉死死咬定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口号是“依靠集 体，生产自救”。下面各显神通，自行其是。郫县太平公社三大队各生产队各有 高招，有自由选田，自种自收；有生产队划田，自种自收；有生产队定田定产， 自种自收。县上去人整顿，队干部诉苦说：“生产搞不去，开会挨批评，回来喊 不动，逼火了就干脆分到户，”县上干部指责他们搞倒退，队干部很横：“好， 你们另请高明，我早就不想干了！” 　　干部不想组织生产，社员不愿参加集体生产，人人都在拼命地从可怜的一点 可以自己支配的天地里谋生存。川西坝子的良田沃土大片荒芜，种下的缺乏管理 加之暗偷明抢产量低得可怜。地委工作干部在新都曾加场的一个生产大队发现， 小麦才开始灌浆，就有人在地里偷割麦穗，回家搓下炒了吃。干部又是开会，又 是组织民兵守护无济于事，一到晚上和下雨天，社员便一群一伙背上背兜，拿上 镰刀到地里割麦穗。小麦收割后一算账，亩产平均才九斤。工作干部向地委领导 汇报，地委领导问：“一亩地用多少斤种子？”答：“七、八斤。”问：“未必 一颗还不结两颗啊？”答：“不是不结两颗，是还没熟就没穗子了。” 　　一九六一年的征购任务下降到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以来的最低点，只有九点 五亿多斤。然而积了一肚子怨气的农民开始公开抵制征购，基层干部也一反常态， 公然站在农民一边说话。连年号称亩产过千斤、数千斤的郫县，各公社普遍报产 二三百斤。超级大社红光已经解散，分为了安晴、犀浦、合作、团结、红光五个 公社，以郑功瑶为首的原公社领导多半撤职，各公社的干部都换了班，“意识形 态”也都大不一样。县上工作组在犀浦实际了解，亩产三百七十斤，低得不能再 低，公社却坚持只有二百七十斤，声称无粮可交。到十月郫县征购情况为全区倒 数第一。 　　几年来对郫县耿耿于怀的宋文彬有了报复的机会，命令地委副书记刘致台亲 自下去催收，刘致台坐在县上不动，把这道难题甩给县委书记高义禄，高义禄硬 着头皮来到“顶牛”最厉害的犀浦、合作、团结等公社，开始动员时，公社干部、 群众“情绪并不慌，就是不交征购”往年声色俱厉的高书记只得低三下四，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才使“情况有所好转”。此一时，县委态度极为谦虚，除承认 征购完成得最不好，还报上一个全区第一的留粮差额，要求地委减免征购，给予 补贴。 　　公开说老实话，发牢骚的人开始多了。一九六一年秋收后，华阳县委开会安 排征购任务，会上各公社一报产量，任务就分不下去。到会的地委副书记张培民 发现气氛不妙，就开始讲“认清大好形势”的道理。新上任不久的西南局农办秘 书长史立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张培民等的讲话，不阴不阳地插话说：“农 民一天只吃四两，亩产能达到四百斤，这个成绩还不伟大？这个形势还不是大 好？”一时局面相当难堪。张培民绷起面孔反问史立言：“那你把华阳的征购任 务减二千万斤嘛！”史立言道：“你找你们的书记去。”县委书记紫英华只好宣 布：产量不说了，直接下征购任务。 　　从不敢得罪上峰的宋文彬也不那么听话了，一年之中，数次向省里要粮，说 农民一出工，就躺在田坎上睡觉，饿得动不了，再不给粮，我这个产粮区就自身 难保。 　　面对全国普遍出现的事实上的单干，和党内日亦高涨的下放核算单位的呼声， 毛泽东在这年一九六一年九月底终于明确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 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吧”。〖注９〗 　　领袖一开口，中央于十月七日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指出： “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指示还要求各 级党组织进行调查和试点，把结果报告中央。 　　还需要什么调查试点呢，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要的就是中央一句话，纷 纷把核算单位下到生产队。生产队的规模按初级社进行了调整，一般二、三十户， 真正是回到了初级社。 　　表面上看，中央的这个指示并没有把话说死，还要征求各地的意见。实际上 是装装样子，在作出明确规定前打个招呼而已，和解散食堂时的程序一模一样。 曾经在食堂解散问题上“陷于被动”的李井泉，不知是没有理解领袖的良苦用心， 还是眼光过于高远，竟然不吸取教训，继续重复上一次的做法，一再声称“就是 要顶住，不能退”。他定下调子：解决核算单位的问题分两步走，先落实生产队 向生产大队的“大包干”，再解决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问题，实际上就阻止下放 核算单位。贾启允回忆这时的李井泉： 　　“他总说四川高级社规模是五六十户，生产队的规模才二三十户，人民公社 的基本核算单位，退得还不如高级社了，也是一直顶着不办，一再写信给毛主席、 党中央……” 　　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所谓调查试点，完全依照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十月，温 江地委召集新繁新民公社、温江清平公社、大邑安仁公社部分社队干部讨论核算 单位问题，讨论不是根据中央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为好的精神，而是要大家对以 大队为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好表态。你让这些在油锅里滚了几 年的社队干部如何回答是好？结果是： 　　属一类队（好）的大队表示：仍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向大队实行大 包干。 　　属二类队（较落后）的大队表示：把大队和生产队都划小，仍以大队为核算 单位。 　　属三类（落后）的大队表示：生产队划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越先进的越想核算单位大，越落后的越想核算单位小，这就是调查的结论。 　　李井泉“一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讲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既要表现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革命气概，又要应付局势的压力，李井泉作了 点小小的让步：在不放弃大队核算的前提下，实行生产队大包干，即生产队承包 生产任务，除了上缴国家和生产大队外，剩下的归生产队分配，这也是毛泽东在 退却到生产队核算前曾经考虑过的一种方案。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四川省委将这 一方案付诸实施。李井泉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核算单位放在大队等于放在“腰 上”，放在生产队等于放在“脚上”，而这种做法等于放在两者之间的“膝盖 上”。 　　“究竟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里好呢？有的放在腰上，有的放在脚上，有的 放在膝盖上……放在膝盖上就是把生产队的分配权扩大，大队保留小部分调济权。 我们就暂时这么定，第一步放到膝上……”〖注１０〗 　　真可谓“饿死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不过是饿老百姓的肚子。这一年， 全国大部分地区急流勇退，农村情况已大有好转，四川则仅仅因为李井泉个人一 再顶住不放，仍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他个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的最大本钱 粮食已经输得精光，他所借助对农民进行残酷榨取的政治气候已经转变，不仅无 力再向省外调粮，反而破天荒向中央要粮，他实在丢不下这个脸，就让李大章出 面。李大章后来写道： 　　　　据我所知，一九六一年秋冬全国大多数省、区农业生产已好转，而四川 　　还处于严重的困难时期。当时，四川农业生产继续下降，我到北京开人代会， 　　李井泉一再叫我向周总理汇报，请国家从别省调粮支援四川……从一九五九 　　到一九六Ｏ年，他每年到北京开会，就亲自吹嘘他向中央调了多少粮食，全 　　国各地都吃四川的粮食……。到一九六一年，他的牛皮吹破了，伸手向中央 　　要粮食的时候，他自己就躲在后头，要我出面汇报，请国家支援四川粮食。 　　〖注１１〗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之间的关系多年如此，讨甜头的事书记出面，讨苦 头的事省长出面。就在李井泉发表著名的腰、脚、膝说的省委三级干部会上。又 是李大章出面，向已经不那么听话的各专区头头催粮。这一年全省征购七十亿斤， 不及一九五九年征购量的一半，为一九五二年以来最少一年，到年底还完不成， 成渝两市面临断粮。李大章归纳为四句话：“该拿的没有拿够；已经拿到的有虚 数；城市供应少不了；调粮又调不出来”。他悲观地承认，“明年春荒究竟怎么 样，从我来讲是没有把握的”。 　　去年曾经慷慨地保卫过京、津、沪的四川，现在连成渝两市都快保不住了， 去年受了表扬的李井泉现在很克制，丑话让李大章说。 　　“目前城市的困难和危险比农村更大，必须以最大的努力保住城市，具体来 说，就是要保住成都、重庆两市。否则，如果成都、重庆出了问题，那就是天府 之国的首府闹粮，政治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 必须千方百计把粮食调运出来。”〖注１２〗 　　城市固然危险，但农村还在继续饿死人呢。省里认定下面粮食有“打埋伏” 现象——不说瞒产了，要各专区坦白交待。温江专区交待的数字很少，省上不信， 追问“是否统计错了？是否下边都报实了？”地委答复没有，省上一再追问，宋 文彬“一生第一次在领导面前发脾气”，脸红脖子粗地在会上和省委领导吵架。 有人出面圆场：“要把温江保住，温江保不住，四川就垮了”。省委书记廖志高 顺势说：“是啊，温江保不住成都就完了。” 　　宋文彬的确没有打埋伏。一九六二年一月，地委秘书长杨玉成从温江出发， 经郫县到灌县，沿途走访农户，了解生活生产情况。在郫县德元公社一个生产队， 他们看到的是：去年秋收后，每人只分了七、八十斤粮食，三个多月下来，所剩 无几，抠得紧的人家，眼下每人每天二三两粮，其余全靠吃红萝卜，断了粮的尽 吃红萝卜。杨玉成问，过得下去不？农民说，有红萝卜吃还过得去，过了春节， 红萝卜吃完了，只有吊起。全队三百二十亩田，只剩谷种八百斤。在灌县聚源公 社，他们“一走下去，就叫社员围起来走不了路”，一个个长吁短叹，流眼泪， 哀求政府贷粮。地委干部苦口婆心解释，现在各处遭灾，全国人民都很困难，大 家共同克服。队干部说：“说实在话，现在粮食分到户，哪家不是精打细算，吃 糠吃菜，把粮食当金子，吊起命活，要是吃食堂，不晓得又要饿死好多人了。但 就这样子吊，也最多吊过年。”老太婆刘巴氏拉着杨玉成的衣襟再三说：“我们 晓得国家困难，我们过不出来昨个搞生产呢？求政府借给我们些，帮我们把这个 难关过出来，我们把生产搞好，明年给国家多上粮……”说得杨玉成眼泪差点滚 出来。 　　一九六一年底，温江专区才开始对“非正常死亡”建立逐月统计，统计显示， 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二年二月中旬的三个半月中，死亡人数为四千七百 六十人。〖注１３〗 〖注１〗《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 三月二十二日）。 〖注２〗《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七四页。 〖注３〗四川省委、彭县县委工作组：《关于大宝山公社调整公共食堂试点情况 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注４〗《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Ｏ年版一Ｏ九页。 〖注５〗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人民公社工作条件修正草案的指示》（一九六 一年六月十五日）。 〖注６〗《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一 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Ｏ年春）。 〖注７〗郫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不正常现象’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 〖注８〗以上材料引自金堂、郫县、新繁、彭县、大邑、邛崃、华阳各县一九六 一年七－八月给地委的报告。 〖注９〗《九月二十七日，邯郸谈话会》（毛泽东记录）。 〖注１０〗《李政委总结讲话记录整理》，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印发。 〖注１１〗李大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三反’罪行》（一九六 七年六月十三日）。 〖注１２〗《大章同志十一月八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温江地 委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印发。 〖注１３〗温江专区各县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至六二年二月份逐月非正常死亡数字 统计表。统计日期：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八日。 ◇　　　　　　　　　　　“团结起来犯错误”（节选） 　　一场试图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以摧毁性的破坏，使人民 蒙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同时给中共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为统一意志，由 毛泽东提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央召开了有七千多人参加的工 作会议，规模空前而且绝后。四川有四百多人出席会议。 　　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这次大会已经讲得很多了。作者想强调的是， 实际上这次会议是逐步升温的，最终的结果并非是预先安排好的。会议原计划只 有十八天而不是最后开成的二十八天，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 讲话也不是事前预备好的。以“发扬党内民主”而著称的这次会议，一开始的主 题却是强调集中的“反对分散主义”。 　　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的基调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后定下的，由陈 伯达牵头起草。最初形成的书面报告分三个方面：一、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二、 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交全体代表分组讨论，而议题又要求集中于“反 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上。从中央的角度讲，反对分散主义是有现实意义 的，比如李井泉对中央纠左的一再抵制。在起草报告时，刘少奇特别强调：一年 来中央逐步纠正错误，各地、各部门也要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现在这种现 象太多了、太普遍了，报告要大量例举分散主义表现的事实。 　　果不其然，在有中央领导和柯庆施、李井泉等各大区头头参加的报告讨论会 上，反对分散主义成为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显然是有人拿了毛泽东的“另一些话” 和中央的一些决定为自己辩解，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再三说明，马克思主义讲 时间、地点、条件，彼一时，此一时，现在中央已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不允许 自行其是，这种分散主义已是全面调整的最大障碍，必须坚决纠正。但一些人争 辩说这个问题“强调过分”，所举例子“与事实有出入”。又想把问题讲够又要 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刘少奇无可奈何地说，如果认为举例不当，可各自拿出恰当的 来替换，最后干脆提出把举例全部删去。〖注１〗 　　而对四川组的大多数干部来说，这个议题如同这几年天天犯左天天反右一样 南辕北辙，在他们身边发生的明明是强迫命令横行、党内民主荡然无存，根本没 有讲真话的余地，哪是什么集中少了的问题？他们谁敢对李政委搞“分散主义？” 要说分散主义，头一个就是李井泉。 　　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李井泉把毛主席的党内通信收回，继续搞他的密植高产， 解散公共食堂四川搞到最后，体制下放一拖再拖，搞到四川至今还在饿死人。更 叫他们气愤的是，四川组还要求主要体会《报告》的精神，“不联系实际”。大 家议论说，既然是总结经验教训，不联系实际从何说起？终于，被李井泉这个 “飞扬跋扈的独裁者”（李大章语——作者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四川干部开始 反抗了。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有人向省委和李井泉提意见。多年来，他 们从来没敢这么干过，“李政委”也从来没落到过这般的处境。中央要求各地领 导作自我批评，省委不做检讨交待不了，“于是他心生一计”，叫李大章代表省 委作检讨，李大章气坏了： 　　　　究竟谁应当代表省委作检查？在毛主席六条指示（指《党内通信》—— 　　作者注）上妄加批语，封锁毛主席声音的；在四川大搞高指标、高征购、瞎 　　指挥等浮夸风，如在《四川日报》大登特登亩产万斤水稻“经验”，并大力 　　推而广之的；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从四川过多的调出粮食，把省内口粮标 　　准压得很低，致使各地发生人口逃亡和死人情况的；抵制中央解散公共食堂 　　的精神，坚持继续大办公共食堂的……主要就是李井泉。他不检讨，又该谁 　　来检讨？〖注２〗 　　这是李大章的后话。当时他只好忍气吞声，接下苦差，代表省委检查。一见 是李大章作检查，大家更起火，“大章同志”的正派、厚道，他这几年的所做所 为大家看得明白，这明明是李井泉在耍滑头。不把李政委请出来，他们出不了气！ 　　李井泉强作镇静说，大章同志代表省委只着重检查了农业问题，没有检查工 业方面的，我们还要请陈刚同志代表省委再做一次检查。陈刚是管工业的书记。 李井泉既要他出来担过，又怕他说漏了嘴，就指定了几个心腹“秀才”由他面授 机宜，拟写检讨稿。 　　尽管大家牢骚满腹，李井泉仍竭力控制着四川组的局势。眼看火要烧到头上， 四川组又规定联系实际只联系自身的实际，既不上挂，也不下联，给省委提了意 见的被斥为“态度不端正”。整个四川组会上气氛沉闷，会下议论纷纷。 　　忍无可忍，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了。 　　这颗炸弹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 　　明朗，陕西南郑县人，教师家庭出身，一九三六年参加红军，阎红彦的老部 下。从阎任二野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开始，到任川东区党委书记，他一直是 他手下的宣传部长。四川合省后，阎任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他又任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 　　长期的战斗生涯，赋与这位外表文质彬彬的书生以内在的军人阳刚之气。多 年与阎红彦共事，使他深受顶头上司刚直不阿气质的熏染。二野三兵团政治部一 次会议上，二人因工作问题发生分歧，争到面红耳赤，阎一拍桌子：“放屁！” 明朗重述一遍自己的理由，然后质问：“究竟是我在放屁，还是你这个政治部主 任在放屁？”开会的人全楞住了，阎气得两眼圆睁，一言不发。第二天阎把他叫 去，一见面就说：“昨天是我失言，伤害了你，向你认错。” 　　李井泉耿耿于怀、迄今尚未破获的在首届省党代会上带头不投他票的人，就 是此公。 　　宣传部另一位副部长李亚群，是他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庐山会议以后，二 人扼腕叹息：“彭总都不能说话了，党内还什么人敢说话！”一九六Ｏ年初，明 朗率四川川剧团出访欧州半年，回来李亚群便给他讲了许多饿死人的事：“我们 干革命为了什么？把老百姓弄成这个样子，问心有愧啊！”说着便潸然泪下： “真是忧国忧民不敢忧啊！”。 　　一九六Ｏ年底，明朗下放梁平县兼任县委第一书记，临行前与李亚群促膝话 别。谈到治疗肿病，李说：“你去给老百姓弄点糠吃，就能救命，不要相信什么 蒸气疗法，人都饿得快要死了，再一蒸，是催命。有些人就是没心肝，不敢说真 话就算了，还出些烂点子，给自己挣红顶子戴。” 　　梁平县没有川西坝子自流灌溉之利，种水稻靠冬水田蓄水，只能种一季。大 跃进一来，上面命令改一季为两季，放掉田水，小春种麦，大春种稻。多年蓄水 的冬水田泥如沼泽，旱作的小麦无法生长，到种水稻的季节又无水灌田。连续几 年大减产，连续几年高征购，饿死人超过八万。 　　二野三纵是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维兵团的主力，黄维化装成文书逃跑被俘后， 由时任纵队宣传部长的明朗和敌工部长燕登甲审讯。明朗在回忆淮海战役的文章 中写道：“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沉思许久，终于拿起笔来，颤颤抖抖地签了 ‘黄维’两字，写毕，就双手蒙面嚎啕大哭起来”。淮海战役的惨烈场面，明朗 记忆犹新。在粱平，明朗去了遭祸最惨的一个村，全村人死绝，目睹的景象令他 终生难忘：“那场面象打过淮海战役一样，房顶、门窗全扒光了，屋里只剩一堆 堆烂草，人迹杳无，村外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全是新坟，真是惨不忍睹！” 　　明朗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他满怀希望，想把真实情况说 出来，他无法忍受由李井泉所控制的四川组的局面，于是他做了李井泉终身不忘 的第二件事。 　　他要告状，他也怕倒霉，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他无所畏惧，在革命营垒中当 反革命的滋味，比死难受多了。鉴于“投票事件”至今被李井泉苦苦侦破的教训， 他把匿名信写好后，让在中央劳动部工作的弟弟重抄一遍，偷偷扔进邮筒。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 　　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 　　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 　　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 　　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 　　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 　　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 　　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 　　积极方面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 　　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 　　政治口号，助长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沪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 　　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 　　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它人的处分当然也 　　“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 　　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秤）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 　　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 　　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 　　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 　　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 　　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 　　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 　　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中央办公厅一月二十五日收到此信，印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有理由相信，这封信对改写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按原先的计划，会议从一月十一日开始，主要讨论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 中央主要领导讲话后于一月二十九日会议结束，大家回家过春节。现在许多材料 都指出，会议之所以延期，是因为许多代表反映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 有人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事实。象明朗这样尖锐的意见无 疑是最有代表性的，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其中的一个证明是，经讨论修改后的 《报告》例举的第一个分散主义例子，就是有的地方拒不传达执行毛泽东一九五 九年四月的党内通信。 　　一月二十九日，即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宣布，会 议延长时间。他说，这次会议还要解决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上下通气问题，他 号召发扬民主，开“出气会”，打消一切顾虑，向上级，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 展开批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说，七千人一起 在北京过春节。 　　全场欢声雷动。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精彩 之至、扣人心弦。讲话一再被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和欢呼声打断。讲话结束， 全场起立，掌声久久不能平息，许多人热泪盈盈。几年来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由伟大领袖用最精萃的语言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令他们何等地欢欣鼓舞！ 　　“这一下，李井泉吓慌了手脚。”李大章说： 　　　　我记得，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后，李井泉马上找我说：主席这次讲 　　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我们四川省委是团结的。工作有成绩是大家的 　　功劳，犯错误是大家一起犯的。后来李井泉总结了一句结，叫做“团结起来 　　犯错误”。〖注３〗 　　作为党内核心领导层成员的李井泉亲口说出毛泽东的讲话主要针对四川，显 然是有根据的，其中的秘密不得而知。但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李井泉已经知道了 匿名信一事，并且立即布署他的亲信追查写匿名信的人。 　　参加会议的四川干部虽然并不知道匿名信之密，但一致认为毛主席讲话是针 对李井泉的。他们听到主席讲：“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 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 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都发出会意开 心的大笑。然而他们不认为是什么“团结起来犯错误”，他们就是要把气出在李 井泉头上。 　　被周恩来称之为“会议的第二高潮”的“出气会”，矛头指向各省头头。曾 经发生在四川成千上万干部头上的事，轮到了李政委头上。眼看就要滑过去的李 井泉被迫在四川组作检讨。眼下他方寸已乱，他还没有摸清中央的“行情”， “霸王别姬”之说令他大为惶恐。他的处境十分不妙，首先，不可能把责任推给 中央，而要把罪过承包下来，又实在担当不起，最好的选择是“团结起来犯错 误”。他收敛起往日的威风，本来有些驼的背显得更驼，支支吾吾，东拉西扯， 试图博得同情谅解。检讨的内容，正是明朗匿名信中所揭发的。李大章说，由于 李井泉的检讨潦潦草草，态度极不老实，到会大多数干部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 评。 　　不可一世的李政委哭了…… 　　如果不是邓小平出面，不知李井泉如何收场。邓小平说，会议不能继续这样 开下去了，李井泉也不要再作检讨了。他解释说，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 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 　　邓小平讲完就和李井泉离开了会场。很长一段时间再没人开腔，直到散会。 再开会，便有人率先发言：“李政委作检讨，李政委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把工作 做好……”说着就涕泪交加，泣不成声。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做自我批评，按 照“团结起来犯错误”的精神，分担李政委的错误。 　　直到那时，应该说邓小平和李井泉的个人关系是不错的。建国初期，邓小平、 贺龙、李井泉曾一起在西南局工作。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几乎必到邓小平家拜访， 送点四川土特产品。毛泽东讲话后，李井泉也曾到邓小平处打听过“行情”。 〖注４〗排除个人关系的因素，邓小平讲的无疑是事实。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并 没有让李井泉这样忠心耿耿执行大跃进路线的人“别姬”的意思，中央当然也不 希望四川组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李井泉不过虚惊一场罢了。 　　事实就是如此，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并非李井泉式的分散主义，而是搞包产到 户的曾希圣式的分散主义。一度受毛泽东信任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跃进 初期也搞得很左，安徽浮夸死人都很严重，但比起四川只能算小巫见大巫。然而 从一九六一年初开始，曾希圣便在安徽全面推行后来称之为包产到户的“责任 田”，生产迅速恢复。在第二阶段的“出气会上”，刘少奇参加安徽组讨论，把 刮“五风”和搞包产到户搅成一团来批，当场宣布撤销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职务，由李葆华继任。 　　至于李井泉的“团结起来犯错误”，也是大会定下的基调。正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 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 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 账”。 　　这个错误有多大呢？让我们回到天府之国的温江专区看一看。 　　离开数据来论这个问题显然是不行的。然而当作者试图作这方面的努力时， 立刻如同闯入了迷魂阵，头晕目眩无所适从。有关的统计资料要么相互矛盾、要 么前后矛盾、要么一片空白。首任温江地委书记，大跃进期间的国家统计局局长 的贾启允对这种统计上的混乱现象有如下说明：“全国各级统计部门都在各级党 政机关领导下工作，统计数字直接受到各级党政领导人主观随意性影响，计划部 门可以修改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很难搞得准确”。我确信，掌握大跃进时期哪怕 是一个局部地区的准确数据，都是一项无比艰难的工作，非作者的能力所及。 　　但是在查阅了许多资料并访问了有关领导人之后，作者发现抓住政治这个纲， 这堆乱麻还是可以理出一些头绪。首先，要看显示数据的年代。一九四九年以前 的数据，夸大的可能性不大；建国后到一九五五年的数据，比较准确；一九五六 到一九五七年的数据已有水份；大跃进三年的数据都该打问号。其次，要看数据 产生的年代。比如，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的统计较为可信，改革开放后 重新做的统计更接近于实际。再有，要看统计对象。诸如粮食产量、人口等“敏 感部位”的真实面目很难看清，次要一些的方面公开性较高。循着这些线索，作 者希望尽可能向读者展开一幅真实的画面。 　　三年以粮为纲的农业大跃进，温江专区的粮食产量以商品粮计，由一九五七 年的四十亿斤，下降到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三亿斤，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 　　粮食征购实绩，一九六一年降至九点五亿斤，低于合作化以前一九五二年的 十亿斤。 　　生猪，一九四九年八十三万头，一九五七年一百八十一万头，一九六一年六 十九万头。一九六一年的数量比一九四九年少百分之十七，比一九五七减少百分 之六十二。 　　耕牛由一九五七年二十万头，减少至一九六一年的十四万头，减少百分之三 十。 　　再看看本书尚末涉及的经济作物状况。 　　温江专区最有代表性的经济作物是油菜、土烟和大麻，其价值在整个农业生 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以粮为纲”的大跃进，不仅搞垮了粮食生产，经济作 物生产受到的破坏更为惨重。 　　影响经济作物生产的因素比粮食生产更为复杂。生产经济作物是为了卖钱，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开始统购统销以后，经济作物的生产成为单纯的完成国家任务， 产品只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廉价交售，农民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生产积极性已受 到严重挫伤。大跃进粮食生产连年下跌，征购任务连年增加，而征购任务是按土 地面积摊派的，农民既要完成征购，又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不得不扩大粮 食作物面积，缩小经济作物的面积。农民说，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来完成这些 “任务”！ 　　一九六一年油菜产量仅及一九四九的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 八；土烟产量仅及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十九，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十二；大麻产 量仅及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注５〗 　　如果说生产的破坏可以在短期内得以恢复，自然生态的破坏也许是永远无可 挽回的了。 　　五十年代的川西平原林木繁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处处是避暑消闲的好去处， 村村乡乡林盘遍布，星罗棋布的寺庙、坟园苍松古柏遮天蔽日，纵横交错的河流 渠道在绿荫中穿行，修竹华木拥抱着农家舍院，一年四季，满目苍翠。三年的大 跃进，尤如一场燎原野火，残酷地扫荡了这一切，人们突然发觉，田野显得空旷 了，林木稀疏了，农舍一目了然了，只有偶而见到的孤零兀立的参天古木，还能 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没有谁为这场浩劫留下全面准确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小村庄的历史 材料中，窥及一斑。〖注６〗 　　这个座落在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的小村，是温江县永兴公社柳江大队六生产队。 全队二十九户人家，一百六十人，耕地二百八十亩。公社化以前，在这个队范围 内有四个林木稠密的林盘，“林外不见屋，林内不见天”；四个大坟园　内有上 千株杉树柏树，苍荫蔽日；六条全长三千多米的沟渠，沿岸遍植林木二千五百多 株，绿荫成带，环绕田野。春去冬来，飞鸟成群，乌啼莺啭，鹰翔鹭舞。 　　农民对林木的爱护，很大程度上源于与自然环境的共生意识。川西坝子的农 村那时仍然烧柴，林木与人们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直到公社化以前，这种生态 圈仍然运行良好。农民的燃料来源，一是农作物的秸杆、根壳，二是林地的产出 物，如树叶、树疙篼、树桠枝，以及成材的薪炭树等。“出门一把草，娃儿捡柴 割猪草”是当地的传统习惯，农民们烧的主要是谷椿、麦杆、油菜杆、树叶、茅 草等“毛毛柴”，麻杆、豆杆、竹竿这些“引火柴”和树枝、木柴等“硬柴”除 了自己烧少数外，大部分拿到城镇去卖，是他们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在季节安 排上也十分合理：大春收获到过年，主要烧谷桩；腊月前后最冷的时候，为了满 足老年人烤烘笼，烧一些硬柴；三四月间竹子落叶，烧竹叶等毛毛柴，五六月份 烧小春作物秸杆。七八月分，青黄不接，最缺燃料，农民形容“笋子半中腰，有 米无柴烧”，所以他们都提前作好储备，并无断炊之虞。一九五七年，这个队的 农户不仅燃料不缺，还卖好柴三万多斤。 　　公社化后，这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圈彻底破坏。公共食堂大锅大灶，必须烧硬 柴，当然只有砍树子，“毛毛柴”变成无用之物，收获季节，麦草稻草铺成“弹 簧路”。深翻熏土，砍！大炼钢铁，砍！搞农具革新、修大养猪场、建工厂砍！ 一大二公，你我不分管区公社大家砍！树子越砍越少，柴火越来越缺。树子砍得 差不多了，就挖树疙篼；树疙篼不多了，就拆房子，打猪圈，毁家具……，到一 九六Ｏ年下半年，这个历年卖柴的队，还要买柴来烧。 　　一九六一年食堂散伙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如此光景：四个大林盘，一个 已经消失，三个只见杂草灌木。沿沟渠的二千五百多株林木，还剩稀稀拉拉几棵 一把粗以下的小树，四个坟园上的千株杉柏，仅留下了五株…… 　　鸟群失去栖息之地，农民失去不缺柴烧的日子和风景如画的家园。 　　最惨痛的是人。 　　大跃进给四川人民带来多大的生命损失，也许永远是个谜。 　　当时医疗卫生部门掌握的数字是七百万，有人披露实际达到一千万。 　　精确地统计显然是很困难的，迄今为此，各级各类人口统计表格中，一九五 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往往是空白，原因之一是资料不全或不准确。 　　从一九五九年起，人口统计成为风险极大的雷区，温江地区公安处处长赵健 是触雷倒下的一个。公安部门负责管理户籍，按规定每半年上报一次人口变动情 况，包括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项统计数字。从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开始，专 区各县普遍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各县公安部门出于种种顾虑，直到九月份还未将 数字报齐，在省公安厅的一再催促下，地区公安处上报了十个县上半年的统计数 字，均为生得少、死得多，这是全省第一个上报人口负增长的专区。反右倾开始 后，赵健即被宣布停职检查，罪名是“谎报人口减少”。省公安厅厅长赵苍壁知 道后，私下给下面打招呼，别再报人口变动情况。内江专区公安处认为情况严重， 要给省厅报情况，赵说：“温江都报出事了，你们还报！” 　　也许是为了掩盖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Ｏ年初大规模的死亡的真相，一九六 Ｏ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 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有关金堂县的一份材料中 可以了解到这次统计是如何进行的。 　　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 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 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 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 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大家听明白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 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一千八百多，死亡三千八百多，重新“调查”后，死 亡数大大减少，反正没有人到阎王的生死簿上核对。有的公社的统计一而再、再 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情况如此之复杂，只有依靠最权威的资料作出判断。根据一九八八年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统计，一九五七年全川人口为七千 零八十一万，一九六一年为六千四百五十九万，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四年间 净减人口六百二十二万。 　　这意味着什么呢？从一九五Ｏ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八年中，四川人口平均增长 率为千分之二十六点九，按此计算，在正常情况下，一九六一年全省人口将达到 七千八百七十三万。而实际上这年的人口为六千四百五十九万，也就是说，饥荒 造成的死亡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计一千四百一十四万。 　　作者根据权威资料推算，在这一千四百多万人中，减少出生的人口四百余万， 非正常死亡——简单说饿死的人将近一千万。 　　上述情况和全国相比说明什么呢？ 　　四川饥荒延续时间最长。全国人口只有一九六Ｏ、一九六一两年呈下降，四 川是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连续四年下降。 　　四川死人最多。全国两年净减少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万，四川四年净减人口六 百二十二万。有人推算，全国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共计四千万人左右。 而四川就有一千四百余万人。 　　就全省范围来说，温江专区算不上死人最严重的地区。涪陵专区一个丰都县， 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注７〗 　　据当时的统计，温江专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五十万。但这至少是最低限度的 数字，根据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 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统计，全区人口一九五七年为四百九十四万人，一九 六一年为四百三十三万人，四年净减六十一万人。据此推算，非正常死亡约为九 十万人。 　　“天府之天府”的郫县呢？根据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郫县志》，一九五八到 一九六一年四年间，全县人口由二十八万降至二十三万，净减五万。属温江专区 的重灾区之一。 　　作为大饥荒的典型结局之一，是男女比例的变化。由于生理条件和劳动强度 的差异，饥荒中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一个大跃进，温江专区由男多女少变成女 多男少，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七年，男性比女性多四千人，一九六二年，女性比 男性多近万人。 　　另一个结局是大批孤儿出现。一九六一年，大邑安仁公社有十五岁以下孤儿 二百五十一名，其中七岁以下的二十六名，绝大多数孤身一个。公社成立了“爱 幼院”，收容了其中七十名，有些被人收养，有的四处流浪。 　　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 社，一九五八年有四千零二十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三周年的日子里，还 剩二千七百七十五人，净减一千二百四十五人，人少了三分之一。 〖注１〗吴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一九九六年清明节。 〖注２〗李大章：《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反党罪行之六》（一九六 七年一－二月写成）。 〖注３〗同上。 〖注４〗同上。 〖注５〗温江地委调研室一九六二年七月统计。 〖注６〗温江地委工作组：《关于燃料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 一日。 〖注７〗见《酆都县卫生志》一九八六年。 ◇　　　　　　　　　　　　　　　戏剧人生 　　最后，让我们看看本书所涉及的一些人物大跃进以后的命运，也许它是这段 历史的最好注脚。 　　李井泉： 　　李井泉文革前稳坐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交椅。但是他已经不谈马克 思主义者的雄心大志了，他对中央打埋伏，年年向中央少报二三十亿斤粮食，说 是过去吃了亏。他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管到哪里都带私人护士；他打麻将，玩 桥牌可以搞到深夜；他跳舞，看旧戏，特别爱看香港片子。 　　文革一开始，“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 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 　　一提起李井泉搞浮夸风、共产风，“对抗毛主席指示”，是四川饿死人的 “罪魁祸首”，人人喊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李井泉在人民南路广场群众大会作检讨，会开到 一半，造反派冲击会场要抓李井泉揪斗，李在公安人员的保卫下脱逃。 　　他东躲西藏，先是到重庆，呆不下去又跑到贵阳找贾启允，然后到云南找阎 红彦。偌大一个西南，竟无立锥之地。年底，被送至北京西郊一个王公的小行宫 什坊院“监护”，彭德怀、贺龙、彭真等一批被打倒的高层领导也在这所“特监” 里。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央作出四川问题决定，称李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西南搞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独立王国”。林彪说：“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李井泉最阴险，一句真心话也没有 向党讲过。” 　　来自中央的指责不提最令川民愤恨的大跃进问题。李井泉失去信任的原因， 是与邓小平、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人过从甚密。贺龙与李井泉的关系更是源远 流长。一九六六年二月，罗瑞卿已倒，彭真还在金牛坝当着李井泉等人说：“主 席的错误，用车皮拉也拉不完。”〖注１〗 　　他在北京读大学的一个儿子，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妻子肖里不堪凌辱自杀， 可谓家破人亡。 　　一九七三年，李井泉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打倒四人帮后，老态龙钟的 李井泉试图回四川工作，声称“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他真的想做点安慰良 心的事，他还有那么多老部下在四川呢。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因为他说过“在四川 的干部，死也要死在四川！”而被迫留下来的。 　　他曾回四川联络旧部，但是历史已不可能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大跃进期间 他在四川的错误不可饶恕，他伤害的人太多，名声太臭。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 也未见有多大开化。过去他视四川地下党为异已，现在还公开说“四川地下党不 可靠，国民党来了他们会打旗子去欢迎”，引起一片哗然。传说邓小平对李此举 很不高兴，批评他“不要干扰赵紫阳同志的工作。” 　　李井泉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一九八九年去世，终年 七十九岁。 　　李大章： 　　一九六五年，身兼数职的李井泉终于放弃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时，没有把 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地交给李大章，而是交给了廖志高。 　　文革初期，李大章不跑，诚心诚意挨批斗、写检讨，是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中 挨斗次数最多的，造反派呼“打倒李大章！”他也呼打倒李大章，群众呼“打倒 李井泉”，他虽然反剪双手，弯腰九十度，声音倒不小：“打倒李井泉！” 　　后者是发自内心的。他在四川干部中口碑甚好，他和李井泉的矛盾广为人知， 就有造反派出面保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四川拉开“二月镇反”序幕，李大章以“反革命 组织黑后台”被公安机关抓捕，关押五十多天。出狱后，不断写揭发李井泉的材 料。 　　同年七月，谢富治传达：“毛主席讲过多次，李大章是可以用的。”李大章 解放，任省革委副主任。 　　江青在文革中多次说，李大章是她的入党介绍人，李大章从不在公开场合认 证。但他私下对家人说，他这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介绍江青入党。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不到一年的李大章在北京逝世，终 年七十六岁。一九八八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他为“一个忠诚 的革命老战士”。 　　贾启允： 　　一九六五年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七年一月，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 含率造反派夺权，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一个“夺权”的省。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西南春雷”的社论。 　　据贾启允自己统计，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九年两年间，被批斗七百多次，九 十度弯腰一千五百余小时，平均一天斗一次，弯腰两小时。这个纪录在省委第一 书记中绝无仅有。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不理睬中央组织部正在对贾启允进行审查，提议贾启允 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件苦差，云南文革以来已经死了三个省委第一书记， 第一个阎红彦自杀，第二个谭甫仁被枪杀，第三个周兴按贾启允的说法是“指挥 打派仗累死”。贾启允也没落得好下场。 　　贾启允上任前，邓小平召集李井泉、廖志高、贾启允谈过一次话。问题就出 在这次谈话上。 　　一九七六年批邓时，邓小平的一条主要“罪状”，就是他在这次谈话中对贾 启允说：“你到云南工作，人家骂你搞复辟了，你的工作就搞好了。”此话是怎 么传出来呢？贾启允一再申辩说，邓小平根本没有讲过此话，他也从未说邓小平 讲过此话。 　　但是有人一口咬定是贾启允当时“揭发”的，事情就麻烦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贾启允免职。一九七九年贬到河北石家庄地区任副专员， 一九八三年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一九八六年离休。中央至今未对他的这件悬案 作结论。他在回忆录中表示问心无愧：“我的心情始终是愉快的，工作是积极 的。” 　　明朗： 　　文革初期，李大章把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四川有人写匿名信控告 李井泉一事捅了出来。急于搜集打李材料的造反派到中央办公厅查到原信。造反 派的侦破能力超过了李井泉的侦察班子，他们找到关押在四川大学的明朗。明朗 承认是自己所为。这封信被四处传抄，成为李井泉反毛主席的铁证。 　　同时他将守口如瓶长达十年的“投票事件”解密，给李井泉再添一条罪状。 　　造反派视他为反李井泉的英雄，他恢复了工作，在赵紫阳任省委书记期间， 升任省委宣传部长。 　　打倒四人帮以后，李井泉回到四川，现在，他已经知道念念不忘的两件事是 谁干的，因受他牵连的老部下也纷纷官复原职，明朗便成了“四川小四人帮”成 员，受到批判。 　　停职以后，赵紫阳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已安排调入中央党史写 作班子，结业后却突然被通知到武汉钢铁学校任职。原因是李井泉副委员长打了 招呼：这个人不好，不能重用。 　　一气之下，他就回了成都。不久，中央组织部又来电报，通知他到华东工程 学院工作。他答复，我有话要向组织讲。 　　在北京，他的老上级、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副部长陈野萍和他面谈。他讲 了与李井泉结怨的前前后后。宋任穷说，李井泉打击报复干部的事我们了解，但 这次是组织安排，与他无关。那所学校文革中搞得一踏湖涂，我们是让你去收拾 烂摊子。 　　他在那里做了五年的党委书记兼院长，在选拔干部、评职称、调工资时多次 采用“民意投票”的办法。一九八三年离休回到成都。 　　晚年的明朗出版了一本诗集和一本文集。当年的省委农工部副部长，被李井 泉斥为“坏透顶了”的夏戎就住在他的楼上。 　　“你不投票，李井泉栽到我头上！” 　　明朗笑弯了腰。 　　宋文彬： 　　一九六三年，宋文彬升任西南局农业办公室主任，文革打倒。一九七五年后 先后任绵阳地委书记、省农业厅厅长、省委副秘书长、省顾委常委兼秘书长，一 九九五年离休。 　　曾笳： 　　在四川有一条规律，凡是文革前（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整的干部，大部分在 文革中都倾向造反派。 　　因为反对过李井泉并受到迫害，曾笳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推选进夺权领导班子。 造反派打仗，他就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另一派抓住他一个早已作过结论的 “历史问题”，罗织罪名，把他软禁了几年。 　　打倒四人帮，清算造反派，又有他的份。 　　除了打倒李井泉的时候高兴过一阵子，一直不得昌盛。离休时，仍是副专员 待遇。 　　经过和癌症几年抗争之后，曾笳于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逝世。前温江地区在 世的老干部和各界友人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一首名为《哀悼老领导曾笳同志》 的诗分外引人注目。诗曰： 　　曾老伊如苍劲松，高风不与世俗同。 　　为反浮夸呈忠谏，被诬是向党进攻。 　　耿耿丹心为国是，面临风险仍从容。 　　下放农村第一线，为民依然勇顶风。 　　农村产量如实报，公共食堂不推崇。 　　所行深得民称颂，当时潮流不能容。 　　累遭批斗“肃流毒”，傲雪托霜自凌空。 　　身居劣境心自若，平生豪气贯长虹。 　　景仰高风吊长者，悼词有限意无穷。 　　申培林： 　　冷板凳坐到文革前。文革中得到造反派支持，任专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 另一派夺权，又把他撤了。打倒四人帮，又因“支持造反”关押审查。一九八二 年始作结论。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撤职，直至离休未恢复过职务。 　　景廷瑞： 　　一九六二年党内民主最活跃的时期发表“过激言论”的干部，四清运动中遭 到李井泉的反攻倒算。景廷瑞对妻子田征说：“李井泉这条老狗，人民迟早要跟 他算账！” 　　文革中斗当权派，身为地委宣传部长的景廷瑞自觉接受批斗。见有的领导干 部想不通或东躲西藏，他就骂：“有什么想不通？想想这些年来做了多少对不住 人民的事？饿死那么多人，群众斗你一下有什么！” 　　由于“态度端正、历史清白”，他很快被解放并参加地革委工作。文革后重 任地委宣传部长。一九八三年温江专区并入成都市后退居二线，任市委宣传部顾 问，一九八五年离休。 　　“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让他痛苦万分。他开始写小说，“要让那些为革命 牺牲的同志流芳千古”。一部以他亲身经历为素材的《血沃汾滨》长达一百一十 万字，前后大改了四次。出版社嫌太长，缺乏“市场价值”。他又写第二部《粮 食》，讲温江专区文革前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的历史变迁，四十万字。 　　他活得很沉重，活得很累。一九九一年，人们听说那位离休后很少见到的 “景老头”去世了。有人叹息，这样的共产党员恐怕永远不会再有。 　　喻权域： 　　喻权域被打成右派后，在西昌的金沙江边当了六年农民，然后回新华社四川 分社当了十五年勤杂工。 　　旧帽遮颜，埋头读书，读了大约两千本，系统钻研马列主义。“当右派前， 我是个随大流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渡完二十一年右派生涯，我成了马克思主义 的忠实信徒。” 　　一九七八年平反恢复记者工作，一工作就钻到国家的风口浪尖上。中央内部 正在争论农业的出路，一些人主张继续走大寨道路，一些人认为实践证明此路不 通。喻权域抓住这个题目，和分社另一记者到宜宾县喜捷公社下食堂大队搞出四 篇调查报告，说明农业的出路在于反左，获赵紫阳和新华总社首肯，于中央两种 意见激烈交锋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播发，《人民日报》和各大报刊均以头 版头条刊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纠左助威，一炮走红。 　　一九七九年奉命创办《半月谈》杂志，在新华社工字楼顶层一间旧办公室里 摆下桌子，和同事约定，发行量不超过一百五十万份决不罢休。三年后，发行量 超过三百二十万份。喻先后任副主编、主编。 　　一九八二年后先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经济参考》报总编，《人民日 报》总编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抚今追昔，他对自己的老本行有一段肺腑之言： 　　建国以来，党和人民受“刮风”之害可谓大矣，决策失误，新闻界自觉或被 迫地推波助澜，破坏极大。因为中国地广人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干部和 群众文化水平较低，上面说十句话，到村里只剩一句话；上面刮六级风，传到下 面会成十二级台风。中国读者是把党报当教科书的，报纸上几句过头话，下面会 一哄而起，搞乱了只好一刀切下来，这就叫折腾。 　　张慎： 　　一九五七年打成内定右派，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反右倾运动中又因给中央写 匿名信罪加一等，多数时间在乡下劳改，次次运动在劫难逃，凭信念活着。 　　一九八三年地市合并，由原专区农业局调西南财经大学任教，一九九五年始 恢复党籍，有多篇调查报告及学术论文问世。 　　几十年在黑暗中生活，惊、忧、恐、吓，使他的精神始终在新的生活和被迫 害的恐怖阴影中徘徊。他可以写出条理清晰的漂亮文章，同时每年要给校方打一 个《狂人日记》式的报告，控诉遭受的种种“迫害”。 　　他怀疑妻子“在枕头里放针”，以置他于死地，长期与妻子分居。一九九八 年年初出于对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的无形力量的巨大恐惧，他只身回到温江，躲 进一间出租房。三月邻居发现他几天不见出门，找人撬开房门，发现他倒在地上， 已死去几天了。 　　王万澄： 　　王万澄一九六二年“精简压缩”回乡当农民。对作了杀头准备的他来说，已 属万幸。 　　他不知道匿名信发出后发生的一切，更不知道那封信还躺在专区公安处的档 案柜里。随着时光的消逝，他相信它早已石沉大海。他有了四个女儿。 　　但是公安机关内部有人知道这件事。一九六九年，有人要夺权，就把这封字 迹已经褪色的信从档案里翻出来了。 　　那正是造神运动登峰造极的岁月。地革委人保组和公检法军管会如临大敌， 以这封信发出的时间一九六Ｏ年十一月命名为“六Ｏ一一反革命案件”，印发案 情简介，散发全专区四处张贴： 　　一九六Ｏ年十一月中旬，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投寄了一封内容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匿名信。由于旧公检法长期以来执行的是 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个凶恶的阶级敌人长期以来逍遥法外…… 　　抓暗藏反革命的“人民战争”打响，包围圈逐步缩小到地专机关，人人提线 索、亮思想、对笔迹、风声鹤唳，惊恐万状。 　　事隔九年之后，王万澄捉拿归案。 　　一九七Ｏ年五月十二日，判处王万澄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送到省上， 又是省上救了王万澄一命，改判“缓期两年执行”。 　　一九七九年春，王万澄无罪释放，摘右派帽子，恢复党籍，恢复公职。 　　出狱三个月后，四十八岁的王万澄患癌症去世。 　　叶成章： 　　因揭露红光公社虚报征购在反右倾中受批判后，下放红光公社劳动。深知实 情的地委半年后将他调专区粮食局工作。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写材料揭发刘致台等人弄虚作假、嫁祸于粮食部门 的详细经过。一九六五年任郫县县委常委。一九八二年任专区卫生局副局长，一 九八三年地市合并后任成都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一九九五年退休。 　　退休后在老家郫县三水乡建一小院，看书、种地，有时和乡亲们在小茶店里 喝茶、打麻将。 　　刘致台：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郫县被划为“敌占区”。一九六二年撤销地委书记、 重任县委第一书记的刘致台撤职下放劳动，此后没有恢复过职务。离休时落实政 策，恢复副地专级待遇。 　　离休后同曾笳同住一个单元楼，有时一起参加老同志聚会，谈天气，谈身体， 绝对不提大跃进。 　　他心情抑郁，身体病弱，但是乐于助人，哪个干部要落实政策，哪家的孩子 要安排工作，他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有人说，他是个好人，就是少了根脊梁骨。一九九八年四月，刘致台去世。 　　郑功瑶： 　　一九六一年整风整社后撤职“阴消”。后调到丈夫潘兆清所在的华阳县工作。 四清、文革曾被揪回原红光公社批斗。先后随丈夫到广汉、温江地委工作，一九 八三年任成都市档案馆副馆长，现离休。 　　本文大量材料来自于市档案馆。 　　潘兆清： 　　一九六Ｏ年升调华阳县委副书记，侥幸躲过大跃进后纠左一关。四清受郫县 问题牵连，调广汉任副县长。 　　非凡的应变能力使他的仕途在文革中出现转机，直至任地委农工部部长。曾 作为援藏干部，调昌都地区任副书记两年，四分之三的时间因“身体不适应”在 温江养病，“援藏”期满，任温江专区副专员、地委常委。 　　一九八三年任成都市副市长，后任市人大常委副主任。 〖注１〗李大章：《触目惊心的事实》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后记 　　十五年以前，我就准备写一本有关大跃进的书，并开始了搜集资料的工作。 之所以生出这样的念头，是因为这段历史对我个人的印象太深了。相信每一个经 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除了极少数享受特殊待遇的人之外，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然而随着岁月的消逝，它似乎已经成为过时的话题。对过来人，它已是老生常谈； 对新一代人，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我发现，后者（包括学历很高的人） 对这段历史不仅一无所知，而且根本没有了解的热情，听前辈人回首那段往事， 一脸的茫然，自以为聪明者则断定是吹牛——天下还有这等事？这种情形我听同 辈人感叹过，自己也多次遇到过。 　　这的确令人感叹：一个历来注重历史的民族，何以变得如此健忘？一场从历 史的角度讲刚刚发生的、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浩劫，眼看就要成了外星人传奇。 我们的营养充足、见多识广的青年一代对诸如清官秘史、纳粹暴行之类可以侃侃 而谈，却对他们父辈的惨痛经历如此陌生。 　　事实上，过来人所了解的也十分有限。所谓“灾荒年”、“三年自然灾害”、 “过粮食关”等不仅仍挂在人们口头，而且许多人至今也觉得那几年是老天爷把 中国人害苦了。有关大跃进的书，国内目前也出了几本，但都是概略性的叙述， 缺少生动具体的事实，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伟大的哲人说过：“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大跃进这页 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惨痛之极，正因为如此，它可供我们思考、警示、吸取的教 训太多了，应当将其详尽真实地记载下来，好好地研究，以免重蹈覆辙。据说， 写建国后某些时期、某些事件，“宜粗不宜细”。“粗”就容易淡忘，把以几千 万人生命为代价留下的教训忘掉，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呢？事实上，改革开 放以来一些成功的举措，例如农村体制改革，正是吸取了包括“大跃进”在内的 诸多历史教训才有的。而一些弊端至今“长盛不衰”，大约就是因为太健忘的缘 故，比如虚报浮夸，弄虚作假，一哄而上等等。 　　抢救和记录真实的历史，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有关这段历史，无非有三个 资料来源，一是当时的公开出版物；二是历史档案；三是个人亲历。 　　翻开那时的公开出版物，所看到的和实际情况有天壤之别，留下的内部档案 资料，大部分也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是颠倒黑白的。如果后人只能凭这些东西 去研究历史，真是太可悲了。在那个谁说真话谁倒霉的年代，许多真实的历史都 留在人的记忆中，尤其是当时的各级领导者，掌握的情况更多。后者现在都脱离 了领导岗位，没多少个人利害可虑；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看问题更实事 求是，眼下他们差不多都是耄耋之年，来日无多，不抓紧时间，就人亡事没了。 　　怎么写，对我也是大难题。不客气地讲，有关建国后历史的书，受读的不多。 大体上是两种风格，一是教科书式的，泛泛而论，空洞枯燥；一种是所谓“纪实 文学”，水多油少，过多的议论、情绪化的渲染，以及“合理想象”的细节，文 学不象文学，历史不是历史，不伦不类。我试图用纯纪实的方法来写，所述及的 任何事件、场面和引文，全部根据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访 谈记录，决不搞“合理想象”。我相信，那段历史本身就精采之极、震憾人心， 让事实说话，比什么议论都有力。 　　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史料，为我个人能力所不及，只能选择一个局部地区。四 川大跃进搞得最左，灾难持续时间最长，死人几乎占到全国一半，很有代表性。 温江专区是四川粮食主产区，天府之国所在地，其中的郫县、红光公社是毛泽东 等众多领导人物亲临视察过的地方，更具典型意义。我认为，把这个地区大跃进 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同时，我生于斯长于斯，有搜集材 料的种种便利，有的甚至是得天独厚。 　　为此，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查阅了上千万字的档案材料，走访了数以百计当 时的领导干部和当事人，而后对资料筛选、核对、整理、消化。可以说，书中的 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 　　历史是人写的，写历史自然要写到人，这是写当代史的一件难事。说好的无 妨，揭人之短就容易惹麻烦。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种写法，也就作好了应付挑战 的准备。事实证明，那时候做过错事的人绝大部分是形势所迫，但确也有少数人 品低下者，这种人任何时候都有，社会大变动时期更少不了。我不怕触犯什么人， 只怕冤枉了什么人。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件好事，它迫使我下笔更严格、更谨 慎，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事实搞得更准确。 　　当我认真学习这段历史时，我发觉大跃进决非偶然，而是有历史原因的。建 国初期，“人民急于求富、政府急于求成”是一种普遍情绪。毛泽东急于实现工 业化，国家工业底子又太薄，几乎完全要靠农业的积累来完成，使农民不堪重负。 毛泽东热衷于快速实现农业合作化，是认为合作化能创造生产奇迹，为工业化提 供强大支持。一九五五年大规模的合作化开始，虚报、浮夸、瞎指挥就伴随产生。 一九五七年一个反右运动，堵住了党外的嘴，毛泽东真以为合作化创造了奇迹， 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堵住了党内的嘴，巨大的灾难随即发 生。为了让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这个过程，我在第一章中对温江专区合作 化的历史作了简略的回顾，我认为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写这本书，对我相当于修了一门大跃进专业课，感触很深。了解的东西越多， 就越感到这门功课的深奥。本书所记述的，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渗透于其中的个 人观点，无疑是很浮浅的。真实的记载，实是求是的直面、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 对国家和民族大有裨益。 　　有人试图用建国后十多年中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证明当时的农村改革是特殊 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农民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说法给我一 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建设国家的目的何在？脱离现实利益的国家利益对老百姓有 何意义？这样的“牺牲”对人、对家庭难道不是巨大的灾难？如果真是这样，当 年的那些宣传岂不是存心的欺骗？ 　　我相信当初党和政府不是这样考虑的，竭力推行这套政策的毛泽东也并非是 要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工业化。恰恰相反，毛泽东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农 村的生产力迅猛发展，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并为工业化提供强大的支援。他犯 的正是他经常批评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当然以后的错误就不仅限于此了。 　　真正的问题在于，历史证明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并不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试图彻底公有化的公社化运动则给农村造成摧毁性的破坏。如果说对合作化的热 情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执政党及其领袖幼稚的冲动，那么当实践已经血淋淋地证实 了此路不通，还要“头破血流决不回头”地一条路走到黑，并且残酷打击持不同 意见者，这就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国家太穷了， 想快一点富起来。它使我们看到，纵有伟大的豪情状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同 样会带来多么惨重的灾难。遗憾的是，这种“快速致富”的急躁病多年来一再复 发，比如一九九二年以后的泡沫经济，遗患至今。我们总是以为思想解放就好， 保守就不好；胆大就好，胆小就不好，那就看看当年人们思想有多解放，胆子有 多大吧，结果呢？ 　　有人说，毛泽东当时头脑发热，是受了下边的蒙骗。这是事实，问题在于， 为什么从上到下假话如此盛行呢？这里头学问就深沉了。不探讨、解决深层次的 问题，单凭所谓“提高认识、端正党风”是无济于事的。如果现实总是弄虚作假、 吹牛拍马吃得开，能指望杜绝假话吗？所以假话说到现在，而且手段逾见高明。 假话之可怕，就在于上面听信假话，并作为所谓“宏观决策”的依据，那就足以 祸国殃民了。 　　农民，是中国政治、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当年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争 取了农民的支持，从而获取了政权。建国后毛泽东最大的决策失误，也是在农民 问题上。所导致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他所理想的农业 革命的失败，对其政治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小平改革之初最明智的决策， 就是支持了责任田制，仅此一举，就把困绕了新中国三十年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为整个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农村的稳定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农村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 　　记得文革中一个老干部对我说过，“党内的矛盾，就是从大跃进开始的。” 读过这页历史，我更感受到其中的道理。大跃进是到那时为止毛泽东犯下的最大 的错误，或许他不该负全部责任，但至少应负主要责任。他的神圣的权威因此受 到削弱。事实证明他并不是永远正确。打倒彭德怀，以后事实证明人家是对的也 不准翻身，更难以服众。以毛泽东的猜疑和敏感，则将其放大成一场危机。我不 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纯粹是权力斗争，但是我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导致毛泽东搞 文革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二者的联系 怎么估价都不过份。 　　读过这段历史，我为那个年代敢于舍身为民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敬意，他们所 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勇气，是任何心存私念的人难以承受的。不少人产生过这样的 疑问：饿死那么多人，为何不见老百姓造反，天下大乱？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当时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能和人民同甘共苦。所谓“特殊化”实际非常有 限，而且往往是被夸大的。中国传统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大跃进时期是前 所未有的平均主义社会，它对民怨有巨大的化解力。今天，我们尽管可以指责那 时种种愚昧行为，但又不得不为那种真诚的理想主义而感慨。 　　我能完成这部不成熟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家人的支持，他们给了我很 多的关心、鼓舞和启迪。由于父母的帮助，我才有可能采访到众多的老干部，大 家都尽力为我的工作提供方便，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援，我将永志不忘。 　　我要特别感谢我情同手足的挚友吉小锋先生，没有他的帮助，我将无法写成 这本书。 　　感谢热情接受我的采访的老前辈们，感谢他们提供的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 和毕生经历沉淀下的经验和观点。 　　感谢我军旅生涯的老战友孙友军先生、岳建功先生和黄锡泉先生，他们用不 同的形式给我宝贵的支持。 　　和我的父亲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曾经担任着许多重要职务的我的尊敬 的老师喻权域先生，一开始就伸出援助之手。他亲笔给我写下的回忆材料和意见 长达数万字。他的高尚的人格极大地激励了我，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和史料都得益 于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我的朋友和老师胡小伟先生的真知灼见使我得益匪浅， 他同时为该书的修订、编排、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谨表深深的谢意。 　　严格地说，写这样的书为我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所不及，种种错误在所难免， 我将真诚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修正。如果本书能够 引起更多的人对那段历史的重视和研究，我就很满足了。 【编者按】四川作家东夫著《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一书大量使 用了原始文件和档案纪录（其中包括《贾启允回忆录》），采访了部分当事人， 详尽描述了川西“大跃进”的荒唐和悲惨过程，记录了一些有正义感的基层干部 的抵制，分析了大跃进的前因后果，试图说明本来是喜剧的开头，何以会出现如 此灾难性的结局。全书约三十万字，这里选择一部分章节加以连载。海内外出版 社如果有意出版全书，请与我们联系。 ※※※※※※※※※※※※※※※※※※※※※※※※※※※※※※※※※※※ 本期编辑：方舟子 本期校对：一华 审　　稿：阿飞、笨狸、赋格、古平、虎子、唐郎、杏儿、亦歌、应帆 技术支持：东风不败、时空、杏儿 联系人：　方舟子（fang@xys.org, fang@xys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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